陈浩武:回忆我的“地主”外婆
发布日期:2013-12-17来源:网易博客作者:陈浩武录入:春雨
我常常在想,像外婆这么一个心地善良、勤劳能干的女人,为何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呢?这个社会为什么对一个如此勤劳而又如此弱小的小脚女人视若寇仇,四处驱赶,非要置于死地呢?究竟是外婆有罪还是这个社会有罪?!   外婆一生苦难,就是因为她头上有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在**的政权看来,她就是一个魔鬼,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外婆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那天,和我们朝夕相处多年的外婆突然离开了我们。
 
  为什么时间这么久远而我对外婆的去世的时间记忆如此清晰?那是因为外婆去世的那天,正好是我结束农村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被招收到新的单位去上班报到的同一天。
 
  我是一九六八年底,随着两千万知识青年一起,下放到黄陂农村去劳动的,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一九七一年二月被招收到黄陂县供销社工作,当了一名商店的营业员。
 
  那天一大早,妈妈把我喊起床,匆匆弄了些吃的,我就出门了,步行到离我老家几十里地的黄陂县城关镇的供销社去报到。把一系列的手续办完,我返回家里去准备第二天上班的行李。大约下午五点左右,当我走到离村子不远的黄家楼子的山坡上时,远远看到我家门口聚了好多的人,匆匆忙忙的,好像在干些什么,我心中疑惑,加快了脚步。到家门口一看,才发现是在拆家里的门板、鼓皮等木料,父母在一旁一脸悲戚。原来是外婆走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弄一些木板凑起来钉一口薄的棺材。
 
  这时我才知道,外婆在当天大约凌晨四点左右就走了,我出门时是六点钟,家里人在忙着为我送行,没有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外婆的走,和我离开农村参加工作这个生命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同时发生,这种巧合,一直在冥冥之中使我感到不可思议,也留下对外婆去世的不可磨灭的记忆。
 
  外婆的大名叫郑莲英,出生于一八九三年。从清末到民国、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她经历了朝代的变迁,更记录了她悲剧的一生。
 
  我对外婆的记忆,应该是从我们生活在黄陂县王家河区一个叫阮家堑的小村庄开始的,估计是在一九五七年前后。那时,家里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最小的妹妹陈小玲出生,一是父亲被划为右派。从现在的史料来看,一九五六年的中国,似乎还是令人振奋的,但是一九五七年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小学教师。那个年代的小学教师,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工作量也非常大。白天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家庭走访,还有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几乎没有闲暇。家里四个小孩的照顾、做饭、洗衣、一切家务,都落在外婆身上。
 
  外婆虽然很辛苦,但是她也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我母亲为她争气,生了两个儿子,就是哥哥浩文和我,这使她极为骄傲。不能生男孩,是我的外婆一生背下的最沉重、最有罪孽感的精神包袱。命里无子,像一个巨大的磨石,沉重的压在她的心头。
 
  我的外祖父熊财意先生生于一八九四年,正如他的名字,他一生都不缺少钱财,一直是一个布疋商人且经商颇有成果。外祖父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一儿一女后患病早亡,而外祖母当时也因为丈夫得痨病而死在守寡之中。因为她人好、心地善良,又特别能干,有极好的口碑,经人牵线介绍和外祖父成婚。当时外婆带着年幼的两个女儿,熊家的条件是只接受其中一个,性格要强的外婆干脆把两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其中有一个我们称为“聋子伯”的,我们都见过。她是一个蔑匠,会编各种竹器,手艺很精。但是由于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所以一辈子也很惨。
 
  外婆嫁到熊家之后,先生了一个女儿,但很快就夭折了,一九三零年生下我母亲,又是一个女儿。连生四个女儿,对她的打击很大,求儿子心切的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命里无子”?于是她偷偷的找一个道士算命,那个道士告诉她,你命里有七个女儿!外婆极为无奈,七个女儿!那要生到何时为止?但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我母亲的昵称叫做“七”,意思是希望她就是最后一个,从此再生男孩。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到我母亲开始长大,外婆却失去生育的能力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道士胡诌,还是我母亲的小名没起好“泄露天机”而得罪了菩萨。这对外婆打击太大了。所幸外祖父是个极心地善良的人,一方面出于对外婆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自己辛苦挣下来的如此家业,需要有男孩继承。于是就花钱去买了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活泼可爱,给外公外婆带来许多快乐,所以在这个孩子两周岁时,外公不惜重金,办流水席大宴宾客以示庆祝,并给这个孩子起乳名“小八”,以图吉利。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个小男孩在过了风光的两周岁庆典不久,又得病去世了。
 
  外婆的悲切可想而知。小男孩的去世倒不重要,但他的去世折射的信息令她无法承受,妯娌的冷嘲热讽,同村人的冷眼和鄙视,与她深深的自卑重叠在一起,她无法自拔,心灰意冷,甚至准备出家,削发为尼,打算与青灯古佛相伴以渡余生。外公的母亲,也就是外婆的婆婆,一直非常喜欢这个媳妇,外婆的贤惠、善良、能干,博得她的同情,所以这位老人把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外公才决定把我外婆和我母亲接到麻城去,于是一家人呆在一起。我母亲在麻城开始上小学,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听母亲说,日本人的飞机在麻城上空轰炸,直接把外祖父开的布店炸毁了。这使外祖父的商业生涯遭受极大的打击。记得有一次我带母亲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环境让她想起许多往事。提起日本人,她心中是充满仇恨的,这可能与她童年的遭遇有关。
 
  外婆嫁到熊家以后,因为不能生儿子,经常遭到妯娌之间的嘲笑和恶语,使她有一种深深的自卑。
 
  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连续生了两个儿子时,她的幸福感是不言而喻的,她和外公都视这两个儿子若掌上明珠,“含在嘴里都怕化了”。所以心甘情愿的为我母亲来操持家务。
 
  我清楚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用做晚饭的灶灰余烬来煨一铜壶水,待水热以后,倒在一个铜脸盆里面,供四个兄妹洗脸洗脚。每当热水倒到铜脸盆时,幼小的两个妹妹总是雀跃般的冲过来,首先把小手伸向热水。这时,外婆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那双小手,严厉的说,靠边去!男孩先来。然后我和浩文会很骄傲的把手泡在热水中。外婆那种重男轻女的意识,是毫不掩饰的,是渗透到骨子里边的。这种重男意识,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来自她一生对生男孩的深深渴望。
  
  外婆有着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勤劳。
 
  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是用煤油灯。晚饭以后,父母亲都去学校了,我们兄妹会围着那盏昏暗的油灯做作业或者看书,而外婆永远在灯外的黑影之中纺棉线,无论是酷暑夏夜,还是无尽寒冬,那嗡嗡不绝的纺线声永远伴随着我们做功课,伴随我们进入梦乡。有时一觉醒来,还听到外婆纺线的嗡嗡声,那凄凉又低沉的声音,仿佛是外婆悲凉的叹息。
 
  一年四季的纺线,是为了织布,外婆把纺出的棉线浆洗、染色,然后排成经线,再用另外的棉线做成纬线,安在木梭里,在织布机上织成一幅幅的黑白相间的棉布,这些土制的棉布为我们兄妹做成衣服、鞋。我记得一直到我去供销社工作时,所用的床单还是外婆织的土棉布做的。由于这种土布幅宽较窄,必须要两幅拼缝在一起才够单人床宽,而且压不住垫絮,我只好用图钉把床单固定在铺板上。
 
  母亲说,外婆的本事,就是从棉籽下种,一直到衣服上身,这个全过程她都能做下来。正因为如此,外婆在相邻之中有“能干”的美名。除了纺纱织布,外婆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全家人做鞋。那个年代的人,基本上都穿布鞋。现在穿布鞋的都是有钱人,知道穿布鞋舒适而且有益健康,但是那个年代穿布鞋是因为穷,买不起鞋。
 
  外婆把一些旧衣服、旧毛巾之类的残破碎布片洗净晾干,然后熬一脸盆浆糊,把这些碎布片一层层的糊在房门板上,再放到太阳下晒干。这一大片晒得硬邦邦的东西,称为“壳子”,然后把壳子剪成鞋底样子,一层又一层的重叠起来,再用粗粗的鞋底线把这些壳子一针一线的纳起来,就是纳鞋底。外婆纳的鞋底,针脚密实,整齐而结实,做出的鞋又好看又耐穿,总是能受到邻居们的称赞。我儿时的记忆中,她身边有个小藤筐,里面放着老花镜、顶针、线。以及一双又一双、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全家七口人,即使每人每年只做两双鞋,也得十四双!所以在我小时的印象中,外婆永远坐在门口光线较强的地方,戴上老花镜,在那里一针一线的纳鞋底。
  
  外婆是个小脚女人,就是说她是缠足的。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缠足为何物,也极少还能看得见小脚的女人。
 
  据说缠足起源于南宋,在中国有近千年的历史。通常女孩子在五岁左右,就要裹脚。其方法是用长长的布条把还很稚嫩的双脚紧紧的裹起来,把四个小脚趾强制的往下折,一直抵住脚底,阻止脚趾长大,慢慢的,脚骨弯曲,脚背隆起,呈现出一个三角形,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其外形有些像今天人们在端午节吃的粽子。
 
  在中国,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恶习得以流传,大致是基于一种病态的审美观,目的是为了取悦男人。男人喜欢把玩女性的脚趾,这种“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飘忽摇曳,古代时极富诱惑。连苏东坡都有诗“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之类的诗文。我记得辜鸿铭先生也是非常推崇女性的小脚的。
 
  有资料显示,缠足这一恶习的废除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英国传教士高德夫人曾经在中国发起“天足运动”。在基督教会的影响下,民国政府于一九一二年颁布法令废除这一恶习。但事实上直到二、三十年代这种风俗仍然在蔓延。我母亲出生于一九三零年,她回忆说,她小时候(按时间推算应该在1934或1935年左右)仍然被迫缠足,只是由于太疼痛,她坚决抵制,才只好作罢。
 
  外婆本人对小脚依然持一种自我欣赏的态度,我曾经亲耳听她说过,某女人死的时候,躺在棺材里,那一双小脚真是好看!她说这话时,是一种羡慕的口吻,这充分体现了她的审美价值。但是在我们看来,小脚给外婆带来的,是步履的艰难和诸多的生活不便。
 
  从一九四九年浩文出生,到一九五五年大妹妹欲玲出生,外婆一直在县城帮助母亲带孩子。一九五五年外公去世,外婆就开始和我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离开县城,开始了她漫长的漂泊生涯,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去世。
  
  一九六三年,我们家从阮家堑迁往长堰,因为父亲调往长堰小学任教。
 
  据母亲回忆,一九六三年的一天,当时父亲在郑田小学。突然,王家河区教育局局长一行来到父亲讲课的教室,目的是抽查教师讲课质量。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父亲的教课仍然非常成功,其实我父亲正是因为教学好,才深受学生爱戴。而且他那天发挥极好,如此得心应手,犹如神助。
 
  事后,在区教育局召开的各校校长会议上,这位负责人大大表扬了我父亲,他甚至认为这样的人才放在郑田小学似乎太可惜了,力主要把我父亲调到王家河的区直属学校任教。这时,长堰小学的校长彭建南,在会上力争,要把我父亲调往长堰小学。彭校长说,你们不要争,谁也争不过我。陈万年老师家里四个小孩,一个老人,你们哪个学校能提供这么大的房子给他住?他到长堰小学,我可以给房子他们住,给菜地他们种。
 
  的确,这个长堰小学有非常宽敞的校舍。这个小学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办的黄陂县第八中学,后来中学办不下去,把所有校舍都给了长堰小学,居住条件极好。后来,这位彭校长真承了诺,给我们家三间房,还有厨房,另外还给了一块菜地。这在当时算是极好的福利了。当然,父亲也为彭校长争光争气,他带的六年级毕业班,一九六四年一下考取两个学生到黄陂一中,其中一个就是我,让父亲名声大振,也让长堰小学一时风光无限。
 
  这个彭校长我还依稀记得,他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为人性格耿直。我母亲告诉我,他年轻时写了一本小说,名为《歧路上的严华》,真实描述了“大跃进”带来的危害和三年灾害中的饥饿状况,这本书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挨了很多整。好在他是中共党员,又是校长,只是内部批判了事。但是由此可见此人也是那种有正义感有血性的男人。

    从阮家堑到长堰镇,我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我的少年接触到城镇的概念,就是从长堰开始。长堰的宁静、淳朴、干净,以及溪水的灵动,都给我极深的印象。一九六二年,长堰街头早上炸油条的香味四处弥漫,街上的集市叫卖声嘈杂,这一切显示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社会恢复了生机。长堰街道上还有一个非常破旧的电影院,当时很流行的一个电影,名叫《刘三姐》,里边的插曲很好听。我的感觉,我对音乐的印象,首先来自于这些优美的广西民歌。
  
  外婆的灾难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
 
  当然,这一年开始受灾的,远远不止是外婆一个人,因为这年开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开始蒙受灾难。
 
  文革开始了。
 
  文革的一个响亮口号,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的牛鬼蛇神,具体讲,除了“走资派”以外,就是地、富、反、坏、右,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按照这种划分,这五类坏人中,我们家就占了两类:外婆是地主成分,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是右派,他虽然已经在一九六二年摘帽,但仍然称为“摘帽右派”。
 
  父亲和母亲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地主份子肯定在“横扫”之列,外婆作为地主分子就不能住在学校里,也要被横扫出门。外婆当时已经有70多岁了,一个小脚的女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现在成为国家的敌人,成为时代的敌人,她必须从学校被驱赶出来!
 
  但是她到哪里去呢?
 
  何方又是她的安身之所?
 
  无奈之下,还是那位彭校长出来调解。当时长堰小学在下边还有一个分部,这个分部就是为了方便那些住得太远的小学生而设立的,大约距长堰小学三至四公里外,那里有一个名叫“田铺叽”的小村庄。彭校长把那个分部的老师调回长堰小学本部,把我母亲调去分部任教,这样全家都住到更偏僻的小村庄去,以免引起那些造反派的注意,这也算是一种缓兵之计。
 
  田铺叽虽然偏远,学校虽然是一个分部,但却在一幢可以说是气势宏伟的房子里。原来在清代时,这个村子里出了一个因“打长毛”而立了军功的武将,黄陂人说的“长毛”,就是指太平天国的军队,据说封了侯,也不知真假。据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清廷对平定太平天国有军功的人“封侯”的极少,包括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也没有封侯,估计有乡邻吹嘘的成分。但这片房子的确修得气派。房子的外墙全部由坚硬的大块条砌成,高大的门楼,上面有绘画和砖雕的图案,从大门进去,有长长的走道,里面有非常气势的大天井,中国传统建筑的四水归堂模式,天井四周也是大的条石砌成的台阶,作为学校办公室的是原先宅子的大堂,全都是巨大的木料做成的山列,一扇一扇的木门和鼓皮,上面都有精致的雕花,宽敞、厚重而坚固。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房子显得有些破败。学校门口有一口水塘,在门楼和水塘之间,也砌了一道石头的围墙,大大的青石板,夏天躺在上面非常舒服。
 
  那时我在黄陂一中读初中二年级,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浩文在黄陂九中临近毕业,只有两个妹妹、外婆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田铺叽。我们偶尔从学校回去,就会到附近的山上去砍柴。
 
  那个年代,农村的燃料结构还非常原始,烧煤是十分奢侈的,我们一家有城市户口,但一个月也才几百斤煤票,根本不够烧。广大农民都靠搂草作薪。我和浩文很小就去上山砍柴,或者用铁丝扒子去山上扒一些松针之类的东西。我们在外边砍回的柴禾,由外婆扎成把子,一捆一捆的堆起来,那就是我们家的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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