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我在虎林的日子里
发布日期:2014-01-07来源:爱思想作者:李锐录入:春雨
一九五九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开了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三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那时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都只是受到撤职处分,没有被开除党籍,还有工作可做,只有我一人是被一撸到底,随后送往北大荒劳改。

李锐晚年照

    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 

  一九五九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开了上千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三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那时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都只是受到撤职处分,没有被开除党籍,还有工作可做,只有我一人是被一撸到底,随后送往北大荒劳改。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此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跟他睡在一个炕上,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

  我是一九六○年五月到的北大荒,在兴华村待到一九六一年秋天,有一年多的时间。到了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的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对毛泽东的那三条: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被人当作斯大林);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我:“李锐,怎么回事?”我这个人应当说品德还比较好,脑袋瓜也还灵光,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再继续追究。这可能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责人,原来当过冶金部副部长(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请求党重新处理,保留我的党籍。我却因为对于庐山会议、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道话而深感绝望,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这件事就过去了。

  刚到兴华村的第一个工作,是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臭得很,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了六一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记得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而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把人饿死。

  跟我同时,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两个人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度,滴水成冰。生活如此困苦,劳动还要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是非常的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呵!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到了六一年十月,田家英知道我快饿死了,找到李富春。富春同志和我的关系比较深。他是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在巴黎入党。在延安时,富春是中组部副部长,陈云是部长。我办《轻骑队》,第一期写了一篇文章《想当年》,讽刺萧三老是讲想当年他和高尔基在一起如何、如何,吹捧自己。一次和富春见面,他说:李锐你好厉害啊,敢讲萧三。富春同陈云有矛盾。南宁会议他参加了,陈云没参加。他跟我讲:李锐啊,陈云是王明那时候上来的。田家英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特意找到他。富春就想法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让我劳动,就是摆个摊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而且街上有卖鸡蛋的,五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八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朴,他曾经到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还托他带了一箱饼干给我。所以关于范元甄,写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么,又带着三个孩子。 

  共产党这样的错误,人类历史没有过 

  我在北大荒第一是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挨饿;第二是知道了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老百姓活得还可以;第三是知道了解放后农民生活得实在是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过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了毛泽东为了他的一个空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是自己几乎被饿死的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三十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了解到中国这种胡来的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那时饿死了几百万人。共产党这样的错误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因此比他们晚回来三个月,那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还是富春出面把我调回到北京的。

  在北大荒劳改时,我还记一点日记,里面还是写下了我的心思。从北大荒回来先路过沈阳,我的二姐在沈阳,她看到我那些日记,就扣下来了,后来大概烧掉了。她去世以后,我去她家找过,没有在遗物里找到。 

  妻子离婚,流放磨子潭  

  临离开北大荒时,虎林电厂有人送我一袋黄豆,我带回北京交给了范元甄,当时那是好东西呵。回来后和范元甄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话谈。一天,她把《参考消息》递给我,说:给你看看吧,你现在没有资格订这个了。吃饭时,我单吃。一天家里的阿姨蔡嫂给了我一个大馒头,范元甄就到厨房里训她:你干嘛把大馒头给李锐。我就想:和这个人绝对不可能继续生活下去了。

  我在北大荒时,她曾经给我写信说要离婚,我回信说等我回来面谈吧,此时,我就等她开口。一天她说,我们还是离了吧。我立即回答:好。两个人就坐了公共汽车,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旁边司法街的中级法院。一进法院大门,范元甄就哭了。进到办公室我才知道,她此前已经撤回自己的离婚申诉。但是路至此,已走绝了,俩人办了离婚手续。离婚证明我现在还保存着。

  其实水电部对开除我的党籍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一九六三年水电、水利两部合并,李葆华是党组书记,讨论恢复我党籍,结果没被通过,就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最关键的原因大概是范元甄的揭发材料(应该是俩人办了离婚手续后她写的)。这份材料当年被邓小平下令烧掉了,他看过后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也看过这份材料,他告诉我,这份材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回到北京后,刘澜波是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的,他说:“天底下没有这样恶毒的女人,李锐如果跟范元甄复婚,我们水电部党组集体反对。”我只能据此推测范元甄在这份材料里揭发内容的厉害,里边一定会有我和她私下议论毛泽东的一些话。主张开除我最积极的还是水利部的人,内部的帽子说我是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

  去北大荒以后,水电部每月给我一百二十元钱,不是原来的工资级别了。离婚后,三个孩子我每月每人负担二十元,三个孩子共六十元,我自己还有六十元,给母亲每两个月寄三十元。母亲住在长沙的大姐家,大姐不要我的钱,可是我有责任。自己每月留四十五元,那时四十五块是很值钱的。我后来到安徽磨子潭继续劳改,还是那里首屈一指的富翁。  

  最后平反,安子文再次帮我

  党里面看重我的是安子文。一九七八年形势发生变化,胡耀邦执掌中组部,组织部通知我到合肥住院治病,安子文先于我入院,两人碰面。不久他即得到中央平反通知。返京前,他对我说:我一回北京就找胡耀邦,解决你的问题。

  我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接到中央通知,一九七九年元月四日从安徽合肥回到北京,不久到水电部复职,还是任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党组直到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才正式作出“关于对“李锐反党集团”平反的决定”。

  我的大女儿李南央把我在磨子潭时的家信和申请平反的信件整理了,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一九七五─一九七九年家信集》,那本书对我在磨子潭的劳改生活和如何最后获得平反的过程,有真实的记录和反映。  

  来源: 《李锐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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