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之女李南央回忆母亲的不堪往事: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发布日期:2014-01-10来源:爱思想作者:李南央录入:春雨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李南央8岁时与母亲范元甄合影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  

  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    

  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   

  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竟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    

  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刁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    

  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   

  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  

  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

    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25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3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3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3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   

  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    

  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   

  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    

  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7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   

  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8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50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   

  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   

  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添加评论

登录以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