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
发布日期:2014-01-31来源:爱思想网作者:曾昭奋 录入:春雨
毛泽东主席在见到黄炎培副委员长时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又说:“黄万里他把百花齐放的形势写成‘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但毛泽东仍对黄炎培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万里先生说,他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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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先生正在校对《黄万里文集》。《文集》集文稿二十七篇,其中论治黄及三门峡工程七篇,论治长江及三峡工程七篇。他说:“因为不卖钱,所以不用审查,政治的话也可以谈,不用删掉。”不知是由于兴奋,还是因为健忘,老人将这话说了三次。

  随着老人的谈话,我们从黄河来到长江,从三门峡来到三峡。——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一九六二年)所说“弄得科学家们……见你的大水库不合科学原理,将来要造成灾难,也不敢提批评意见”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九五五年,全国人大通过治黄综合报告(包括三门峡工程)时,没听说有人反对有人弃权,可能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峡工程即将上马,全国人大二千六百三十三名代表,以一千七百六十七票赞成,一百七十七票反对,六百六十四票弃权,二十五人未按表决机器,“通过”了政府的提案,距“热烈”、“一致”已经相去甚远。 

  当年,起而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只有黄万里一人,如今反对三峡工程的,已经是好大一大群。当年,反对三门峡工程是一种反动,一种罪行,如今反对三峡工程已经成了科学和民主的象征。一九九二年三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决议,欢呼三峡工程决策的科学与民主。

    三峡,比三门峡更加雄伟,壮丽。一个跨世纪大工程! 

  一九一九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在宜昌“当以水闸揠其水”的设想。但是,当时的孙大炮还只是说说而已。 

  一九五六年,主事者在毛主席面前再次力促三峡工程上马。主席真的动了心,在武汉畅游长江、食了武昌鱼之后,欣然命笔,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磅礴诗篇,高峡平湖似乎立马可就。但是,有很多人,却持观望、拖延、甚至反对的态度。李锐——当年的水电部副部长,打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跟水利部唱反调,坚决反对三峡工程。 

  一九一七年出生的李锐,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一九五三年,他的专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出单行本时,初版就超过一百万册。一九五八年,在毛泽东安排下,李锐作为一个反对派,就三峡工程是否上马,与主事者开展了一次“御前论战”。可以想见,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垫底,他在毛泽东面前一定无所畏缩,气壮如牛。“论战”中,毛泽东完全同意李锐的观点。三峡工程如李锐所言,成为遥远将来的事。论战胜利结束,毛泽东盛赞李锐是个秀才,并请他当了自己的私人秘书。一九五九年,风云突变。毛泽东在庐山上打倒彭德怀,李锐也被诬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文化大革命中,李锐在北京秦城监狱中度过。一九七九年,当他获得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又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而陈情请命,奔走呼吼,锐气不减当年。

  黄万里呢,反了三门峡反三峡,却不再有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只是,他不可能再次成为反对派的主角。他还没有直接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说:“讨论三峡问题,水利部叫各单位不要请我参加。因为我反对三峡。”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以外关注长江。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年间,他和他的伙伴沿长江上游及各支流,徒步,涉水,踏勘三千公里,为几十年后分析、判断三峡工程,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万里先生深深怀念着当年考察长江水文时被冲走了、牺牲了的伙伴。他说:“长江与黄河不同。那么浅的水就能把我们的人员冲走,淹死。河床尽是滚动的砾石。水浅,水力却很凶。当时我们不熟悉情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长江的淤积,不是黄河的泥沙、悬沙,而是河床上移动的床沙,砾石。”

  一九八五年,黄万里直接上书国务院,提出“勿建三峡水库,代以云贵川湘鄂赣各省水电站”的建议。这个建议与李锐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一九九二年,他以一系列的统计数字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论稿。他认为:“长江三峡大坝之修建,从自然地理观点,从经济观点,从国防观点,皆不可行。”他说:“修长江三峡大坝无异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使电站被炸掉,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只有当我国拥有星球大战或尤里卡之装置后,才能修建此坝。”几十年以前,毛泽东在听取“御前论战”时,就曾经说过:“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决不能遭受破坏。”而张爱萍老将军也正是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反对三峡工程上马。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峡坝址上举行了开工庆典。黄万里再次讲道理,列数据,吁请大坝停工,并赋《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长诗:“……孰料此江床满石,火成鹅卵逐流中。巫山着意催云雨,江水忘情沙石冲。库尾落沉渝港塞,延伸溢岸泛涛洪。……但闻猛虎千家哭,怅望轮台悔诏空。”他估计,大坝建成之后十年,严重堵塞会使重庆变成死港,大坝将被迫炸掉。但愿这只是一种学说,一种戏言,一种气话,永远不要变成现实。

  在反对三峡工程的时候,李锐有着比黄万里强大得多的力量和优势。李锐是党政高级干部,他的条陈可以立即直达上峰,他的论述和文章可以迅速拥有广大的读者。在我们这个一直提倡批评但从不批评不自我批评的国度里,他甚至敢于公开点名批评水利部长,说她:“主持水利部和水电部工作几十年,其错误的思想作风从未得到清算。”他说:“修三峡工程,有许多地方是不科学的。”他的看法跟政协常委们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多年来三峡工程论证本身,并没有真正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如参加论证的人选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顺我者迎,逆我者拒。”可见被拒者不只黄万里一人。一九九九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李锐写道,在中国,“把民主、科学当作吃饭一样,为生活之必需,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恐怕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得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万里路过武汉时,曾两次访问李锐。李锐相信,黄万里的意见是“实践考察得出的结论”。李锐说,“当时修三门峡时,他预言过后患。他认为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三门峡他的意见是对的,他不赞成三门峡那样修,因为打成了右派,他后来没有发言权了。三峡他是一直反对的,坚决到什么程度?他向法院起诉,要告国务院的状。”通过李锐的转述,更多的人们听到了黄万里的声音。李锐写的诗文一篇又一篇,出的书一本又一本。但是,他并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黄万里一样,他同样是一位失败者。当黄万里为三峡大坝开工长歌当哭时,李锐也无可奈何:“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说了,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人们不太可能听到黄万里的哭声,却可以及时听到李锐的哀鸣。那区区寸心,正寄寓着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不安的灵魂。 

  如今,哭声和哀鸣已经归于沉寂,三峡大坝正在一米一米长高,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反对和异议。就在我删改这篇稿子时,五月十一日,偶然看到香港凤凰台播放的三峡工程专题节目。出场的李锐,虽然轻松而自信,但是,在三峡工程的壮丽动人的场景和强势的主流话语面前,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显然十分孤立而且多余。 

  一九八九年,黄万里以七十八岁高龄,又去到美国,在美国十二所大学作巡回演讲,就像五十多年前一样,跟美国人讲中国水利,讲中国古典诗词。他说:“在美国咨询局,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几十年前一起实习的一位专家,年龄比我还大。克林顿通过美国咨询局,征求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我给他写信,他把我的信发到水利局、海军部和垦务局。美国海军部也管水利,管洪水。克林顿同意我对三峡工程的见解,而且决定不再帮我们搞三峡工程。这样,世界银行就不给三峡贷款。”万里先生停了好一会,想了想,又说:“因为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每用一度电,就要多交七厘钱(贫困地区四厘),专门用在三峡。”

  可能很多人很多人都不曾知道要多交四厘钱七厘钱的事。克林顿嫁祸于人!他干嘛不给那些赞同三峡工程的院士写信,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让世界银行给贷款?他这不是明摆着要将不给贷款和我们多交七厘钱电费的责任推给黄万里吗?

  在万里先生,他也只是实话实说,没想到那么多。他也真的十分感激克林顿不耻下问:“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对我的信表示感谢。”万里先生又停了一会,“在三峡大坝开工前,我写了三封信。三峡大坝开工后,我又写了三封信。我给上面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怎么不感激克林顿呢。

  就在三峡工程顺利推进的时候,一本《长江与三峡工程》小册子问世了。它由清华大学教授撰写,清华大学教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按照这本小册子的言说,三峡工程的一大堆难题,几乎已经圆满解决。还有一小堆难题,它则不予涉及,也不提印度坝区民众的不满和若干国家取消其大坝计划的事。最后是引发地震和国防安全问题,绕不过去了。印度和赞比亚都有在无震区建设水坝而诱发六级以上地震的先例,但在我们这里,“三峡大坝的抗震烈度按七级设防,保留有足够的安全系数。”关于国防安全,它说,在存在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时,“只要战争发生时有一定的预警时期,就可以通过放空水库或降低水位来免除突然袭击的危险。”说这些话的时候,美国导弹准确袭击我驻南使馆的事件还没有发生,“911”事件也没有任何预警。然而,小册子的宣传已经奏效,有了三峡大坝,长江将不再愁水患了,武汉人不就在长江大堤临江一侧建起花园小区了么。 

  万里先生欢度九十岁生日之后,在昏迷中与世长辞。其间,他有一次清醒过来,就跟夫人要了纸笔。他写下了遗嘱:务须加强武汉一带的堤防。——也许,武汉大堤上花园小区住宅楼二00二年二月一日定向爆炸的声音,对这位老者的在天之灵,是一种安慰。 

  记得在记谈快结束时,万里先生递给我一页他最近收到的剪报。这是法新社的一则电讯:北京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在国外某机场登机时被阻。他未理清旅馆的帐目。结果,在机场把欠帐结清之后,改乘下一班飞机。

  这位教授正是《花丛小语》中的“章某”。他是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的拥护者,几十年来,在水利工程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小万里先生一岁,仍坚持天天上班。他是清华名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在他的名字后面,还有一长串闪光的职位和荣誉。我说:“他年纪太大了,可能是一时湖涂忘了结帐……。”万里先生说:“不,他这样是第二回了。”万里先生停了很久,“他当时支持三门峡工程,‘圣人出而黄河清’,几十年后,他居然在政协会议上说他当时反对三门峡……。”四十四年前的《花丛小语》,竟还有这样的“续篇”!……

  江河万里,大坝悲歌。两位水利专家,一出科学悲剧。

  当清华园的紫荆花又一度开放,清华大学迎来九二一周年校庆的时候,《花丛小语》的作者已经封笔远去。但是,悲剧并未结束。

  2002年5月22日删定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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