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发布日期:2014-03-12来源: Annie的春天公主新浪博客作者:洪君彦 录入:春雨
本书记录“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毛泽东亲自过问的一桩离婚案,章含之、洪君彦、洪晃,中国最著名家庭的悲欢离合,这场婚姻超出了私人话题,从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社会的人情世态。

洪君彦与章含之

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章含之讳莫如深的第一段婚姻,毛泽东亲自过问的一桩离婚案,章含之、洪君彦、洪晃,中国最著名家庭的悲欢离合,这场婚姻超出了私人话题,从中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社会的人情世态。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洪君彦

作者简介

    洪君彦,籍贯浙江省慈溪,于杭州出生,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等。1980年,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出任访问学者。1986年,转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任经济学系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任访问学者。1988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1993年退休,现定居于香港。

  前言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世纪版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全文尚未登完就于2月25日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停稿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2004年2月26日在《明报》刊登的停稿启事所说的。我说:“《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求我撤稿时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至于停稿后我的感受,我在2004年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也讲得很明白、坦率:“我已古稀之年了,还能有几年在世?趁我记忆力还未完全衰退,还历史本来面目。我们这代人活得很累很苦,留下一点史料给后人参考。你是我唯一的女儿,爸是爱你的,绝不会做出损害你的利益的事。但也请你了解爸爸的心情,让爸爸有生之年做点他随心的事。文章没登完便夭折了,亲友们问起我,我总有点不快,似有骨鲠在喉之感。”

    既然女儿已经理解老爸的苦衷;既然我已下决心不再哑忍,要在有生之年澄清我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我要以“文革”幸存者的身份,留一些史料给后人;那么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我不再沉默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在这十年间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有多少人颠沛流离?这十年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至今,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一些不认识、不了解我的读者均视我为人所不齿的负心汉。如此她就巧妙地把导致我们离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男方,并把自己在“文革”一开始就红杏出墙的事实全掩盖了。

    自1993年起,不时有燕京大学的老同学把章含之文章中有关和我离婚的段落复印后邮寄或传真给我,1995年我再次看到她在文章中对离婚一事颠倒黑白的说法。我忍不住对女儿说:“妞妞(洪晃的乳名),告诉你妈妈,她写她和乔冠华的忘年恋怎么写都可以,与我无关。但为什么把离婚的事实真相颠倒了?”洪晃说:“爸,你也可以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当时我之所以没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实在不愿提起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所以尽管知情者均为我鸣不平,要我写出事情真相,我一直没提笔。二是不久章病重,女儿说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了。我念及旧时夫妻一场就作罢了。

    但是,此后章不断出书、上电视、出访谈录,凡谈到我们离婚,必然抬出毛主席,一再重复她定的调子。有时还说得更离谱,竭力渲染她是第一段婚姻的受害者。更有甚者,还有人推波助澜,以讹传讹。有个别毫无道德操守的文人,竟以她的文章为蓝本,抄袭、编造,添油加醋,杜撰一些令人作呕的情节,故事愈编愈荒唐,极尽造谣、诽谤、丑化之能事。其目的不外是牟取名利,结果却是把污水全往我身上泼,在我身上加踩几脚。

    此外,章善于利用传媒为自己造势。更善于借不知内情的青年记者或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口来歪曲事实。如今年3月上海某杂志的一篇有关章含之的访问稿中就有两处不实的文字。该文作者说:“她(指洪晃)并不知道父母离婚的实情是因为爸爸有了外遇。”请章含之扪心自问:她和我离婚的实情究竟是什么?访问稿中还有一段文字更加荒诞:“洪晃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妈妈问:‘你为什么哭?’洪晃说:‘因为你和爸爸离婚了。’妈妈说:‘别胡思乱想了,妈妈没有错,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同意我们离婚的。’”章对女儿说妈妈没有错,她这样说不觉得亏心吗?而且章一向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现在把周总理也拉进去了。

    近日,在香港凤凰卫视一个短短五分钟的节目中,竟然听到主持人说:“毛主席鼓励她(指章含之)和她有外遇的丈夫离了婚,她的人生就更传奇了。”节目播出的当晚及随后几天我接到许多电话。一位知情者说:“主持人如此评价所谓的成功人士太可笑了。可见她太不了解章某过去的种种。”

    其实,与章含之离婚之后,我从不谈论离婚的事,也不愿谈离婚的真正原因。但章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十几年,不厌其烦地讲述她奉命离婚的故事,来掩盖她和我离婚的实情。其目的无非是要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纯洁无瑕的“简·爱”式人物,强调章乔恋如初恋般纯情,而章乔的结合更是千载难逢的旷世奇缘。我在章所散布的舆论笼罩下,感到很压抑。每次从报刊杂志或电视上看到章含之说毛主席叫她离婚,心里感到很委屈,无法释怀。

    自1993年至今我整整沉默了十几年。知道洪章离婚真相的同学和亲友大有人在,他们通通为我抱不平。他们催促我说:“谎言重复千遍便成真理了,你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1994年,我去澳洲旅游,一位敬重我的学生对我说:“洪老师,你一定要写出事情真相,你写了对我们学生也是个交代。”

    还有一位晚辈,她从法国巴黎来信说:“洪伯伯,几年前我读了章含之的《十年风雨情》,读到与你有关的章节为你感到不平!我虽是晚辈但对你过去的遭遇是知道一些的。你若再哑忍下去,那谎言便成为真理了。”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想:只有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写出事情真相,才能给所有关心、爱护我的人一个交代。

    “文革”带来灾难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

    抄家连累岳父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连七八岁的小孩都会向你扔石头。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着帽子。那年代只求每天挨斗后有个栖身之处。 

    抄出毛主席亲笔信

    ……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禁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经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小将们究竟批我什么罪状。我就像一根木头呆呆地弯腰站着,脑中一片空白。紧接着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老混蛋,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拼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几十个红卫兵一窝蜂地退到大门口,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然后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在回校途中,我在卡车上迎风站着,脑袋猛然清醒了。想到刚才红卫兵对老人的凶神恶煞,心中十分悲愤。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挨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  

    章含之态度变了

    也就是那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带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嚎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我也哭了,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妞妞乖,不怕,不要怕。”

    女儿大哭 章冷言嘲讽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蒙受不白之冤,是无辜的,你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棘遍地,我一个人往前走太艰难了。我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相濡以沫。结果却完全相反。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为她着想,试图去谅解她。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一言不发。我想: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不免对我心存怨恨,才说了那样绝的话。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刺伤了我的心。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太反常了。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把苦水往肚里咽。不过,那时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第三者出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联,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又气又伤心,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即把证据带到北京给我。等清醒后,大姐想:这万万使不得。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大姐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

    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哥哥洪君武告诉我:章在上海串联时,他已经感觉到章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哥哥曾经恳切地对章说:“含之,现在是君彦最困难、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你要多关心他,给他安慰和支持啊。”哥哥这样说,无非是希望在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章能和我患难与共,让我安然渡过难关。不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事实上,我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她应该比谁都清楚。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

    得悉章不忠 放弃自杀念头

    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的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开始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回家,我如蒙大赦飞也般地回到家中。她却用种种借口,如教研组要开会,战斗队要开会等等,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叫家里保姆做了菜,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住到外国语学院去了。很多个周末家里往往只剩下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那时妞妞也很惨,因为爸爸是“黑帮”,所以连她上幼儿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剪掉结婚照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含之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含之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相片上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服打领带,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通通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算了。”然后把自己那一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进垃圾筒。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后来外甥问我:“舅妈是怎么回事?”我只报以苦笑。其实1957年我们结婚时已不流行拍婚纱照了。但她坚持要披婚纱,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应该按自己心意好好打扮,我就依了她。过去,这几幅结婚照是我俩美满婚姻的见证,我们曾经珍之惜之。而她现在却把我的一半剪下来扔掉了,弃之如敝屣,究竟是怎么回事? 

    手提包揭秘 章红杏出墙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不顾我尚在受监督,也不顾我擅自离校会遭红卫兵一顿毒打。我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并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愈来愈像我的妈妈(指她生母)了。”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当时岳母奚夫人也从章的行为中看出了蛛丝马迹,觉得情况不妙。老人家曾在私底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君彦,要是可能的话,你要多回家。”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实在是身不由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即使每晚服三四片安眠药也无法入睡,白天恍恍惚惚。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自问为人处事一向光明磊落,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为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所以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加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往事不堪回首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章含之会在感情上背叛我。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从初中女生仰慕、迷恋大学生开始,发展到两情相悦而谱成恋曲。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匹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我俩从手牵手到结婚,到生女儿,经历这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难道过去的卿卿我我、山盟海誓都是儿戏?我实在想不通。

    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账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气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两情相悦时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那个年代,我们一批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燕京大学学生,每逢圣诞、新年都会聚集在一起开舞会欢度佳节。1949年的圣诞夜是在北京市东单一家白俄罗斯人开的名为“石金”的西餐厅度过的。那里是当时青年学生时尚的交际中心。那天章是我同班同学朱文榘的舞伴。 

    圣诞舞会初邂逅

    我见到朱同学带来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一袭红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道她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只把她看做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东四八条朱文榘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文榘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  

    章主动写信追求

    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复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复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爱慕她的人,但她对我一人情有独钟。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年龄相若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1950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和我讨论过徐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

    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坠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

    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章含之是我的女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倒是章曾经动摇,闹过分手的风波。

    两地书鱼雁传情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那时,我和她积极投身于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们各自参加学校的政治运动,见面的时间少了。1951年我随燕大土改工作队到广西土改一年。一年的土改生活给我极大的震撼、极深刻的教育。燕京大学的同学大部分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城市长大,根本不知道农村的贫苦农民穷到什么程度。参加土改后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生平第一次:第一次与贫雇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次明白谁养活谁的道理,并以此进行阶级教育,启发农民的觉悟;第一次发动群众斗地主;第一次分享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第一次在农村建党、建团、建立政权……经过一年多土改的教育,我们绝大部分同学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与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改造成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衣着上,男同学脱下了西装革履,女同学脱下了旗袍、裙子,男女同学一律换上青灰色的人民装。也有个别人甚至表现出思想激进,“左”倾幼稚。在土改运动中我立了功得了奖章,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一年我虽远离北京,但我俩的感情反而近了,因为我定期收到她的情书。而来自北京的情书给我极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我接到章的情书我立即回复,白天土改工作繁忙,晚上我常在油灯下伏案写信。我将自己在土改中点点滴滴的思想进步和亲身感受,通过书信传递给章。总之,从1950年起到“文革”前,在婚前婚后我俩一直是聚少离多,但是我俩共同的革命理想就像一条纽带把我俩紧紧拴在一起。因此,不论我俩身在何方,相距多远,感情不仅没有丝毫冷却,反而更炽热了。

    婚后聚少离多 情意更浓

    1957年我和章结婚一个月,我俩就分别下放劳动。我作为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合并入北大)下放干部工作组的成员,到京西门头沟斋堂劳动;她随外国语学院到南苑大红门劳动。一个西一个东,两人分隔两地整整一年。我俩正当新婚燕尔,难免依依不舍两地相思。那时我俩每月返京相聚一次,此外就靠鱼雁传递相思之苦。1964年我又到湖北省荆州市参加“四清”运动半年。那时只要我与妻子分隔两地,来往信件不断,除互诉相思之情,也有关于工作、学习互相鼓励的词句。从相恋到结婚,直至1966年,我俩的两地书信至少超过百封。章的情书既有对我的绵绵情意,又有革命的豪言壮语,读来令我感动,令我振奋。所以我把她全部的书信珍藏着。曾经幻想:将来要是出本《两地书》也挺有意思。当然,随着遭到家庭变故,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如果局外人读过这些信件,读到章那些思念我的热情澎湃的词句,定可感受到她对我的一往情深,定会慨叹人生无常及人心之变幻莫测。

    门当户对定终身

    我和章含之随着年龄增长和学业进步,两人的感情又迈进一步。1952年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被组织上调至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课助教;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由苏联专家指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后因工作需要,学校领导又把我从研究生班调出来当政治经济学助教,开始教书生涯。从此以教书为毕生事业,直至1993年因病退休。1953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标志。1952年章在贝满女中加入了共青团,1953年她高中毕业,由组织上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那时我俩志同道合,关系愈来愈亲密。章带我见过了她的父母章士钊先生与奚贞夫人。章老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我如实以答:“爸爸解放前是浙江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解放后银行收归国有了。我在杭州出生,三岁到上海,五岁上小学,初中、高中都在上海受教育……”

    两老对我印象很好。他们对我出身自银行家之家的家庭背景,以及我本身的人品、学业均感到满意。巧合的是,我那位曾在四明银行任董事长的表舅吴启鼎,原来是章老在重庆时相熟的牌友。章老认为章洪两家既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这门亲事他同意了。同时我把我与章的合影寄往上海家中。由于她年轻貌美,出身世家,也颇得我父母的欢心。如此我俩就成为男女双方家人,以及所有亲友、同学公认的一对,得到了众亲友的祝福。

    1953年我俩肯定了爱人关系,也就是彼此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这可意味着一生一世的承诺。我俩肯定关系后章把我当做最亲的亲人,对我十分依恋。我既有责任也乐意分享她的喜乐,分担她的愁苦。

    章病榻上真情表白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3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我听到消息后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到东四八条章老家中。她一见我就激动得哭了,含着泪对我说:她怕自己会死,怕见不到我了。她的真情表白使我十分感动。我好言安慰她,叫她不要胡思乱想,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陪她,这样她才感到宽慰了。那时北京交通不便,晚上没有车去西郊。我无法回北大,在城里又没有地方住。当晚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老同学,到他宿舍挤一晚。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去探望她,因医生给她打过一针已退烧了。她的病虽很快康复,但她在病中对我如此依恋,似乎我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对我触动很大。从此我更加怜惜她了,关系更亲密。

    那时她把我当做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十分意外地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我陪伴她、开导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章含之洒泪认生母

    1953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炯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炯明当时在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思想有些偏激,认为章士钊在北洋段祺瑞政府当过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她应该与旧官僚“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章欲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的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含之,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

    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着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出生就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的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名儿女。1953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

    瞒着养父母 与生母相见

    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游玩,下馆子,想逗她高兴,但她仍感到不自在。因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隔阂,隔阂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回到北京。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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