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红颜多簿命,而今簿命才华人
发布日期:2014-03-17来源:转载作者:铁流录入:春雨
她叫杨蓓,名字和人一样,是朵初绽人间的花蕾。她年长我七岁,故一直叫她杨姐。屈指,相识相处到她离去,大约有四十多年,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也就十多次。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姣好、娴雅、谦让、宽容,凝结着一切美的东西,是位高品质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岁即划为右派分子,

题记:不知道是眼泪还是血?是凄然还是酸楚?我终于把它吐在纸上,让历史记下這么一个才华横溢,生不逢时的女性。在她走那天,想必满眼都是苦涩的泪珠……。

她叫杨蓓,名字和人一样,是朵初绽人间的花蕾。她年长我七岁,故一直叫她杨姐。屈指,相识相处到她离去,大约有四十多年,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也就十多次。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姣好、娴雅、谦让、宽容,凝结着一切美的东西,是位高品质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岁即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赶出报社,送街道生产组“监督劳动”,接着在中学教书的老公,为求自保断然与其离异,一个完好的家庭连同希望破碎了。此后终身不嫁,相伴孤灯、冷衾和女儿张羽相依为命,直至死。

她是《工商导报》的老报人(1949年前中共地下党和民主派合办的一张报纸,1956年4月更名为《成都日报》),华西大学高材生,人长得漂亮,当年有校花之称。她文笔不错,负责影评、散文,对小说特别偏爱,可从不动笔。那天,五十一年前的那天,我从市委调到报社,推开文艺组那扇紧闭的门,全组人都惊喜地望着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工农子弟,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方法表示欢迎,只有她静静地坐在那张属于她的办公桌前的藤圈椅上,不动声色地摇着手中那柄小小的檀香扇,香扇柄端的红丝结随着玉腕的蠕动像只彩蝶在飞呀飞。

她身材适度,脸颊秀美红润,著装简洁明快,一件天蓝色的旗袍,一朵白色的领花,无处不显示出女性的媚力与活力。她审慎地打量我一眼,不动声色地浅浅一笑,然后又埋下头翻看手中作者的来稿。我在想,好矜持的大家闺秀,对她是好感还是恶感说不清楚?几天后,全组人去耀华餐厅品评川菜鼻祖兰光鉴的烹调艺术,大家争相发言,似乎总没有踩到点子,待编委王畋(一个延安来的老革命,后来也是右派)转头向她时,她才张开薄薄的嘴唇,露出白白的米牙,柔声缓语说:“川菜是我们国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认为是麻辣,其实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兰老师今天作出的这一桌川菜,堪称表里如一的正宗。它微辣而香润,似麻而爽口,既有淮扬菜之清爽,又有鲁菜之厚重,还有粤菜之鲜嫩,不错不错,大家大家……”我听后脱口叫绝:“杨姐,你说得太好了!”

又一次(大概是周六),我和组里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后来也划为右派),还有她,去人民公园观赏盆景,三人在一处大石壁盆景前伫足不前。盆中石壁上立着一匹奔腾的骏马,迈开四蹄、凌空而起,象徵着社会主义祖国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陈泽昆注目地看了看,笑著问我:“这马塑得如何?”我对马没有研究,也缺乏欣赏能力,粗略地望望,顺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样,是徐悲鸿手笔的临摹吧?”“徐悲鸿的手笔不会这样拙劣。”陈以手指着不足之处说:“马在跑的时候,尾巴是直的,颈脖是高昂的。这匹奔马的尾巴却下垂,头也没有昂起。说明画家在观察生活时,忽略了这个细节。再有,这匹马画得没有特色,蒙古马不像蒙古马,伊犁马不像伊犁马,河曲马不像河曲马,说它是川马吧更不像。河曲马高大雄伟,背部略凹,头颈细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点是善於吃苦耐劳,灵捷勇敢,耳聪性敏,它和蒙古马、伊犁马号称我国三大名马……” 他振振有词地回答我的提问。我听后仍不满足,又提出新问题问:“项羽骑的乌騅马又是什麼种类的马?”他把球抛给杨蓓:“你帮我回答小黄提出的问题(我时年二十一岁,全编辑部的人都这样叫)。”她浅浅一笑,脸上旋起两个小酒涡,轻轻启动红唇说:“乌騅是指马的顏色,不是马的种类。照古时的说法,浑身纯黑的叫驪,赤身黑鬃的叫騮,苍白杂黑毛的叫騅,黄色间白斑的叫驃,黑白相间呈铁青色的叫驄,白马黑脊的称为麟……”我听呆了,她肚中竟然装着这么多的东西,真叫人羡慕!

还有一次,我和她一起闲聊,探讨小说有关写人的一些细节。她告我:“要想得金子就要善于发掘,发掘得愈深金的纯度自然会更高。写东西也这是这样,平时对生活观察得仔细,写出的东西就新颖细腻。虽然每个人都有耳朵,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使用耳朵。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拿破崙用剑没有征服的,我要用笔去征服它。]不过,搞文学的人易於在文字上出差错,正如会泅水的人,易为水淹死一样。”她的回答不紧不慢,柔声细语潺潺流水,浇着我渴望知识的心田。对她渊博的知识和精闢的见解,我由衷的钦佩,不过又敏感地发觉她话中有隐忍。

相交日久,相识更深。她发现我不但是个求知欲特强的小青年,也是个不趋炎附势的非文化人,提防之心自然削减。秋燥的一个下午,我们两人去大华电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试映场(五十年代各影剧院凡上演新节目,都要先请报社人去观看,然后写出影剧评论文章指导观众),在归来的路上她忽然问我:“小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何人之词?”我道:“还有谁?亡国之君的李煜,李后主嘛!”接着,我把全词复诵了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似朱颜改……”。她点点头满意浅浅一笑,似沉思似回忆地说:“你背得一字不拉,且有韵味。我再问,你知不知道李煜就为这首词送了命?”我愕然,张着嘴,听得她继续说:“文学这东西一不注意就会惹出祸端来。宋太祖赵匡胤读了这首词后,认为李煜亡国之心不死,有反意,即下令用药酒药死李。唉,李煜何曾有反意,不就是个文人嘛?历史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啊!”

哀叹,伤感的情绪笼罩着她,而处在“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我,自不以为然,反用教训人的口吻说:“杨姐,你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旧时代是这样,文人易受文字狱之害,可现在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怎麼会有文字狱呢?出现文字狱的时代早已经为我们党和毛主席埋葬了。杨姐,你有才华,你有功底,我希望能看到你写的东西?”

她摇摇头仍浅浅一笑,只不过这笑里有忧郁,说:“我不会写,纵会写也不敢轻易动笔。不像你出身成分好,有什么也不会是立场问题。可我是旧报人,说不清楚啊!有时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欢文学,真矛盾。”我无言,心里揣测:可能在哪次政治运动中她为文字事吃过苦头,或是在胡风事件中受到过审查?直到今日还有那麼多顾虑,出于帮助同志,我坦露胸怀道:“杨姐,是呀,歷代统治阶级,总是用高压的手段禁绝言论诛杀知识份子,制造文字狱,屠戮写文章的人,结果呢?只能是加速他们的灭亡,国民党蒋介石不就这样吗?这些惨痛的歷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决不会出现文字狱!”她对我大言不惭信誓旦旦的说教,报以无声地浅浅一笑,算是回答。

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领导上安排她和我去省府招待所采访巴金,在回归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她:“杨姐,他怎麼起这麼一个怪怪的名字,巴金?她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怪,代表著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睁著一双大眼睛听她的下文。她是个装有一肚皮知识的大小姐,读了不少书,对每件事都能说出一个道道来,还喜欢把自己的知识告后来无知者,就像普罗米修斯乐意把窃来的天火分给别人,让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她启开微涂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闪光的珠璣,深入浅出地说:“巴金,是两个人的名字。巴,是巴枯宁;金,是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听说,巴老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极端自由,不愿意受任何约朿,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现得淋漓致尽。正因为他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读中学时就是他的读者,而且读得入痴入迷。”

我静静地听著,待她稍歇时才插话问:“搞创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创作上的自由?”她一时不知怎麼回答,只好浅浅一笑。

不久,一场以杀灭知识分子言论和思想自由为宗旨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我因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早于她二十多天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斗争我时她从不发言,总是静静地平心地听着,偶尔投来关注与同情的眼光。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她也被揪了出来,事情引起的原因,是她和同组新调来的编辑邱乾坤(也成了右派),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引用李老之言:“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便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毒草”。开初,她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报社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就是斗不起来,会场冷冷清清没人发言。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负责抓右派的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挖地三尺”的硬功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麼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打手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炮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的她,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交际花杨蓓丑态”,你说缺德不缺德?

中国是个封建国家,自古有 “男怕背盗,女怕背娼”之说,贞洁对一个女人来说重于生命。无论富与贱的女人,一当她和娼或是作风不正沾上边,就彻彻底底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离婚。贞洁,比生命还贵重的贞洁!当她一看到这幅漫画,微笑立即消失,清丽再不浮现,自此低头勾腰像个小偷,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咬着嘴唇,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带着幼女张羽独处而生。

此后,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十五个年头后的1976年逃出樊篱,在成都流浪。突然在她住的地方碰上她,我转头欲走,她追了两步叫我:“小黄!”我站住,不敢正视她。她布衣粗鞋,一副劳作打扮,脸庞不再红润,秀丽早已逝失,粗粗劣劣像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不问我什么,快速地塞了两斤粮票和十元人民币在我手里,然后凄凄一笑无声地走了。再四个年头后的1980年我“改正”回到报社,又同在文艺组,只是办公室一分为二了。见面时她仍浅浅一笑,但这笑凄然,双颊也不见酒涡,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稿戴上老花镜,并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烟,一支接一支,不知是过猛还是强吸关系,时而爆出揪心的剧烈咳嗽。她见我第一句话是(也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你会回来!”

我们生活工作又回到二十三年前,看稿件处理稿件,但再没有多余的话聊,更不谈论艺术什么的,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试探性问一句:“你就这样?”她浅浅一笑,满是皱折的脸上像道道水的波纹,她不动声色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话虽如此,我看见在那笑的眼波里溢着亮亮的光点,是没有滚出的泪珠。

她的女儿张羽因未读到书,不能顶替妈妈工作,好在组织上照顾,安排在报社作小工,成天蹬着三轮车来回运送物件,干着男人们干的活儿。一次我偷偷向她建言:“你怎么不提要求,把张羽调到排字车间去?”她笑笑:“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得感谢组织啊!”后又听说,离婚未娶的爱人张某向她道歉,向她提出复婚,但遭拒绝。后来我“下海”来到北京打拼,听说她多次申请入党,竟然被批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回报社去看望她,可她什么话也不说,一见着我就快步地溜走了,只见办公桌上留下几个无言的烟蒂。两年后,听说她患了不治之症的肺癌,累死在工作上。辞世时不足六十岁,唉,一朵被捏碎的花……

杨姐一生虽无豪情,却有不尽的愤情、怨情、哀情、伤情、悲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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