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发布日期:2014-04-21来源:雪卷风升新浪博客作者:金凤录入:春雨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写“内参”反映“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同志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各地闻风而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人民日报》撤销各省记者站,我到农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调查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岈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人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农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量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么可能上万亩土地平均亩产3000斤呢?我表示怀疑,立刻有人劝我:“小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自告奋勇下乡调查。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假劳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当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传部长翟向东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当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模范,希望我能报道王佐民。

冒着7月酷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当时,林彪正推动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诉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产田而获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绩。他安排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传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天中国已很普遍,在60年代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民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全是小伙子的“杰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全是宣传王佐民的。这么突出地宣传自己的劳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我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确实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便看看,他不高兴地走了。我离开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家社员,去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回答: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的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菜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办法了。我让老会计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统统给我找来。老会计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要从高级社查起,相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当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现问题了。原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竟超过1963年好几万斤!可是,1957年亩产只有300斤,1963年怎么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耕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量少了,亩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耕地4000多亩,他竟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耕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反正,上级谁也不会核查大队总耕地面积,也不会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量,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单独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院落,孤单单矗立在田野间,引人注目。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院子,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当中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招待。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打扮,农村少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酬。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样,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农村妇女中也少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做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满面,得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忙。”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可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盖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见笑,土里土气,离村又远,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961年盖的,那可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派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派,原来还要气派。房子和围墙,全抹上红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听说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盖这房,花费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听说,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虑,耐心开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同志,大娘我自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里,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院子,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帮我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我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趁热打铁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气,低声说:“听说,听说,他是挪用了上级给我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家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会计说的,他是我家表叔。”

我听得生气,不由大声说:“那社员为啥不上公社、上县里告他?”

大娘见我声音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扬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召开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级社到去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支委会惊呆了,王佐民也很吃惊,连忙说:“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级社耕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量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量只有110多万斤。除非,你们耕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耕地竟少了一半吗?”

王佐民脸红了,口齿不清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账在那里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

王佐民站起来,急着说:“我找老会计查查,这些账,都是他做的。”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露王佐民采取少报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虚假手法,骗取亩产600斤(实际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会计、出纳一人当,账目自然混乱不堪,随便捏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视,派出工作组,进驻西下营大队。情况比我反映的还严重,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不让人家出工,一家人几乎饿死。王佐民被撤职,同时撤销劳模称号,把房屋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不然,他家吃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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