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披露郭沫若儿子惨死真相: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发布日期:2014-05-06来源:转载作者:江畹铸录入:春雨
郭世英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农业大学度过的,时间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难。他在农大只有两年半的时间,我有幸认识了他,并且和他有些交往,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我认识他确切的时间,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

原标题: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我的伤口,我自己来舔,不要大家为我呻吟……”

当我看到纪念和回忆郭世英的文章时,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话。多年来,我反复这样对自己重复,除了自己的家人,很少对别人提起过我和郭世英暂短的交往,因为这是我永久的痛。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说过的另外一句话:“耗子要是得意了,那么猫儿一定会有冤屈。”他是用四川话说的,那声音,那语调,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虽然我很小就知道这个谚语。也许他当玩笑那么随意一说,也许他是有感而发。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至今对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释和猜测。作为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我,作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他的一个朋友来说,也有责任说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记忆错位的事情,为至今关心他关注他的人们,留下一些或许有价值的东西,这样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现在是时候了,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开,把我想说的都倾倒出来。
  
郭世英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农业大学度过的,时间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难。他在农大只有两年半的时间,我有幸认识了他,并且和他有些交往,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我认识他确切的时间,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可能就是5月,那时我是农大一年级新生。有一次我和同学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我们都是四川同乡,用四川话聊天。正聊着,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学突然也用四川话和我们搭话。我抬头看,是个男同学,髋骨较高,眼神和蔼,岁数可能比我们都大。我们就好奇地问:“你也是四川人?”他说:“对头!”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边吃边聊,但谁也没有问他的名字。后来,几次吃饭的时候,他都和我们一起围着一张桌子,瞎聊,知道他叫郭世英,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郭沫若。
  
一天,我在校园里碰到他,他笑着和我打招呼,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这让我好奇,就问他:“你是四川人,怎么能说这么好的普通话?”他说:“我从小就在北京上学。”于是我开始刨根问底了:“你老家在哪里?”他说:“乐山。”我对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知道郭沫若也是乐山人,就开玩笑问他:“哦!那你和郭沫若应该是本家了。”他突然有点不自然,说:“我们那里郭姓很多,大概吧。”也就这样,我们有一搭无一搭聊了会儿就分手了。虽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触几次,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对人很亲切,很诚恳,但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
  
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文革开始,我们学校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大字报,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子,让我吓了一跳,赶紧看。这才知道,他是郭沫若的儿子,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叫X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注:按当时定罪的说法,X即“赫鲁晓夫”俄文的第一个字母发音,是当时几个干部子弟为中共批判赫鲁晓夫鸣不平的小集团),当时我就懵了。
  
我是凡人,我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和大多数人一样,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对文革我没有什么别的看法,跟着大家一起折腾就是。我也认为郭世英是反动学生,以后千万别和他接触来往了。(其实我和他也就是那样吃饭说过几句话,在校园聊过几句而已。)
  
但我还是常常见到他,在食堂或在校园。他好像很自觉,不再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吃饭,独自一人手捧一个大饭盆默默在某个角落静静吃,和谁也不打招呼。在路上我们见面也很尴尬,他对我点点头,我假装没看见,擦身而过,表示和他划清界线。
  
大串联开始,我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四川(我家在宜宾),回京时我在郑州下火车,打算转车去看我的一位亲戚。在极其混乱的郑州火车站,我的钱包被偷。不过我并不慌张,那时串联红卫兵走到那里都吃住不要钱,乘车也不要票。但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联系吃住,也要有一段时间,何况经验告诉我还要大排长龙。我肚子咕咕叫,附近的餐馆吃饭可不是免费的。而亲戚家在许昌,一时也到不了,再说人多,根本挤不上火车。我有点犯愁,坐在站前广场的街沿上发愣。我这人特别没主意,尤其一个人在外。
  
“这不是……梅,什么梅?”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这么问我。我一抬头,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低头看着我。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有点警惕。我站起来,望着他那张黑黢黢的脸,那双眼睛是真诚和蔼的,这是?哦,是郭世英!怎么这个样子?怎么到这里来了?我心里问,嘴里说:“怎么是你呀?”他笑了笑:“你一个人?”我点点头。他又问:“同学们呢?”我说,就我一个人,正在想办法去亲戚家呢。他哦了一声,说:“那我就走了。”此时,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动学生的身份,叫住他:“你怎么到郑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要饭了?”他把一个提包丢在地上大笑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大笑,笑得非常天真。他说:“虽然我是那个,但串联给我的机遇还要利用一下。我想到黄泛区农场看望我的朋友。火车只到郑州,正想找去那边的火车呢。”他还告诉我,文革开始,班里的人就拿他过不去,但行动还算自由。现在大家都串联,顾不上他了,他就趁机跑了出来。
  
这时我也就不客气了,想问他借点粮票和几块钱。他知道我的钱包被偷,还没吃饭,就说:“我也没吃饭,走!填饱肚子再说。”我有点犹豫,但还是跟着他走进一家肮脏的饭馆吃了碗面。饭后,他掏出几斤粮票还有十块钱,塞到我手里:“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我不会难为你,省得被我连累。”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我突然觉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不是个东西,于是我也站起来,和他一起走出饭馆。我什么也不顾地问他:“你去哪儿?不管我啦?!”我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再也无法绷紧。他站住,望着我说:“我要赶火车,去洛阳那边,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看朋友。”我说:“我刚从那边过来,全乱套了,往西开的火车都开不动了,车厢里满是红卫兵,火车趴在铁轨上不动。”听我这么说,他显得很沮丧的样子,一脸无奈。他想了想说:“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吧。”也只好如此,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感到孤独的恐惧,就跟着郭世英去找住处。在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我们排了很久的队,终于在天黑以前稀里糊涂到一家工厂的招待所住下。
  
晚饭后,我们从食堂出来,郭世英问我,要不要出去走走?我说也好,就这样我们无目的地走向大街。开始我们也没什么话,走着走着话就多了起来。郭世英似乎很长时间没人和他聊天,在他眼里,看来我还是比较单纯的,于是他也就打开了话匣子。时间过去了整整40年,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在那个特殊环境,和他这位特殊的人交谈(农大极少有高干子弟,而我过去又从来没有接触过他那样的人),他那特别有磁性(借用现在的术语)的谈吐,让我毕生难忘。我把那次我们的交谈大致整理了一下,时间过去那么久,我们当时聊天的原话肯定不能重现,但意思是不会错的,可我不想用那个“”(引号),因为引号内的,常被认为是原话。
  
他问我,是否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有什么看法?
  
我老实地告诉他,看过,但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全是那个X,他告诉我。
  
这个我知道,大字报揭露的,我说,X代表赫鲁晓夫,说你们学苏修,鼓吹修正主义。
  
不是!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很愤怒,很激动。他说,虽然我现在认为我们几个同学当时的做法,当时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可这和赫鲁晓夫挨不上边。
  
我问,那X是什么意思?
  
他说,学过代数吧?未知数的符号。我们几个同学,探讨未知。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了,探索这个X没有错吧?我们太天真了,有些东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问,那你说怎么错了?
  
他所问非所答地说,揭发我的大字报,都是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写的,说我是X反革命集团的,哪有这回事?其实就我们几个原来的中学同学在一起,写点文章、诗、杂文什么的,相互传着看,就这么简单。怎么集团了,还反革命了?当然我们写的那些东西,不值一提,都应该一把火烧掉。因为我认为,我们当时文章所流露和表达的是和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体谈谈。
  
他说,我过去有一个观点,我强调个性的存在价值,强调独立的人格。我曾经对人说过,“生应为人杰”。我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是我思想的化身,他在黑暗中挣扎和奋斗,解救被罪恶吞噬的人们的灵魂,可笑吧?你以为你是谁了?救世主?后来我到河南农场,和土地庄稼在一起,思想彻底改变了。人的思想要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贴近,不能像星光那样悬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问,我听说你原来在北大学哲学,怎么到农大来了。
  
他说,这是我自己最后做的选择,就是想从天上回到地上,不仅思想而且自身。他反问我,你怎么学兽医了,这不适合女孩子的。
  
我叹了口气说,没办法,谁让我填志愿时稀里糊涂填了个北京农业大学这个系呢?不过也好,来北京了。学了半个学期,发现系里还真是藏龙卧虎,有很多有名的教授。我特别爱遗传学,以后我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里X太多了。
  
他立刻说,别X了。谈点别的,知道孟德尔吗?
  
我说,知道,不就是那个奥地利神父,唯心主义遗传学的奠基人吗?那是和米丘林学说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说,看来还真懂点。不过什么事都不可绝对,我们可以就两个学说做探讨了,这是我们的共同兴趣。我学植物,你学动物,其实本质一样。孟德尔不一定错,米丘林未必对。
  
我吃了一惊,说,苏联是修正主义,可我觉得米丘林学说还是对的。
  
他说,我也没全盘否定,但我更信孟德尔学说,他是神父,但他创立的遗传学说不能说是唯心的。
  
于是他开始对比孟德尔和米丘林,听他慢慢道来,我觉得讲的还真的有道理。
  
我说,那我很想看看关于孟德尔学说的书,好像很难找。
  
他说,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给你几本。其实你们系就有遗传学领域的权威,可以请教他们。
  
我说,他们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话题又回到X。
  
我问,大字报还说,你们要偷越国境,有这事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也不是像大字报所说的那样。他说,那个所谓的X一共就四个人,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上大学后,各奔东西,不过谈得来,就又常在一起了。我从来也没想到什么出国,但另外几人有这个意思,但没有行动。他们特别想了解国外的情况,说想出国,又口无遮拦,结果有人告密,我们就犯事了。
  
我问,那怎么处理你们的?
  
他说,情况不同,分别处理的。一位女同学不久就放了,两个男同学劳改,到现还没有出来。我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接受改造,这次串联出来,我就是要到那里看看。
  
后来我们聊起了文革,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非常拥护。他把这场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做了个比较,他说法国大革命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并为以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建国以来最激烈、影响最广泛的一次革命运动,它挖掘掉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后的思想根基,开创了无产阶级真正一统天下的新纪元,绝对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他特别强调铲除封建主义,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问他,据说现在山东的孔府被砸了个稀巴烂,这个四旧破得对不对?
  
他说,砸就砸了吧,虽然可惜,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又聊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有名的对联。
  
我对这幅对联非常反感,问他怎么看。
  
他说,太没意思了,这还值得讨论?出身怎么能决定人的一生?照这么说,历史还能进步?!荒唐!从对联他又聊到“联动”。他说“联动”的性质和满清的“八旗子弟”一样,自以为血统高贵,骨子里完全一个封建主义。这才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没有好下场。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那时,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还没有看到,但郭世英和后来的《出身论》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非常随意,我开始的拘束已经坦荡无存,我觉得他不仅健谈而且思想很敏锐。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如大字报所说的反动学生,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理想的青年,比我身边同学的素质高多了,我开始对他产生亲和感,很愿意听他给我“摆龙门阵”,虽然话题并非轻松。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招待所,各自休息不提。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火车站,还算幸运,在郭世英的帮助下,我终于爬上了南去的火车。他要往洛阳方面走,站在月台上向车厢内的我招招手,就匆匆转身离去,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再次见面又隔了几个月,是1967年的春节以后,在农大的校园。那天我正埋头走路,突然听人在我后面喊我的名字,我回头,就看见郭世英很狡猾地笑着望着我。我挺高兴,问他郑州一别后的情况。他说,到农场看望朋友后,又骑自行车南下,到了武汉等地。自行车坏了,就步行串联,后来又回到农场呆了些日子。他问我什么时候从河南回北京的。我告诉他,离开许昌我也没回北京,我也南下,到韶山、广州、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走着聊着,恰好到男生宿舍。他让我等他一会儿,跑着钻进宿舍楼。很快他又钻出来,手里拿着几本书,递给我。他说,这是几本有关遗传学的书,拿去看吧。我拿过来看,有方宗熙写的《生命的进化》和《普通遗传学》,还有吴仲贤翻译的《生统遗传学》。我这才想起那次我们在郑州聊天时,聊到什么孟德尔和米丘林,他说回北京要找几本有关的书给我看。我没当回事,以为他说说而已,而郭世英一直记在心间。拿着书,我觉得很惭愧,很感激他,但没有说出口。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认真,对人很热诚。
  
1967年,郭世英是否离开过北京,我不很清楚。我6月回过宜宾一个月,目睹了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其它时间都在北京,我常在校园里和郭世英相遇。我开始称他为大郭,他则叫我小梅,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梅字。后来有意或无意我称他大哥,他叫我小妹,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巧合。因为在四川话里,大郭和大哥,小梅和小妹的发音是相同的,彼此称呼,你怎么理解都可以。我只想说,我们回北京再见面后,我觉得他真像一位大哥,见到他就有一种亲切感。而他也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懂,听话的小妹。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如果说我们郑州那次不期而遇,彼此都不了解,他对我说的那些多少有些谨慎,或有言不由衷的内容。现在(指1967年以后)我们就自然而无拘束,因此我认为这才是郭世英的心声。因为很随意,他就告诉我,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比他小好几岁。我曾希望他什么时候带他的女友过来和我见见面,他说,顺其自然吧。他还说,作为他的女朋友,一是需要为她付出,二是她必须有足够的勇气,缺一不可。而作为他的朋友,只有他的付出,而不必让他们为他烦恼。我没有弄懂,他说这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聊天时他还说过,他上演的是一场悲剧,高中是他的悲剧的序幕,北大是他的悲剧的正剧,也许悲剧将在农大落幕。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也没有很好地解释,但我隐隐约约感到他心里被难以拨开的黑云笼罩着。不过,他也断断续续和我聊到他在中学和北大的经历,说实在应该是心历。
  
他说,初中他在北京四中,毕业他没有考好,落榜了,在家里玩了一年。1958年考到北京101中,大学他先是在国际关系学院,62年转到北大哲学系。101中的同学单纯、北大的同学沉闷而农大的同班同学冷漠。单纯可爱,沉闷可悲,而冷漠最可怕!高中,非常完整的三年。同学们都没有心眼,相互之间从不猜疑。我要求上进,也得到回报。但我心里真正追求的和学校(其实反映的就是国家)倡导的有矛盾,这让我痛苦,而这种痛苦在高中毕业后达到顶点,以至让我神经衰弱得无法学习。我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让心里的矛盾转化为理论的探索,就转到了北大的哲学系。谁料这个新的环境就像“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让我非常失望。同学中也有几个有思想的,但火焰各自燃烧,甚至我烧你,你烧我。只有和原来中学的几个同学在一起,我才感到我们的火可以和他们燃成一炬,当然我们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灭了。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肉体的磨练,我终于明白我们过去的荒唐和幼稚。本来我不打算再上学,就在农村呆下去,但还是来这里了。既然这样,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从此与过去的我决裂,但同班同学没有一个理解我,我想回到单纯也不可能了,但我相信将来会好的。
  
上面我写的,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记录,而是很多次交谈后,我留下的总体印象。我认为他的内心很痛苦,又没有办法发泄,多少和我聊了些。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开过心扉,两者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我认为会有。
  
1967年,老实讲农大还算比较平静。各派之间不断地打派仗,我早习以为常。我的出身不好,造反派对我这样出身的都避而远之,我只好当一个“逍遥派”。这在运动初期很难堪,无可奈何。可到了67年下半年,我发现“逍遥”的人越来越多,真的成为一个“派”,也就心安理得了。“逍遥派”圈子里的人,不问“政治”,有谈恋爱的、有做毛主席像章的、有打毛衣的、有养公鸡抽鸡血打针的,更有人长期不在学校,真不知逍遥到何处去了。我没有怎么走动,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遗传学方面的书外,我还看小说。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被人砸了,流落在外不少“封资修”的小说,我也弄到几本。那时大张旗鼓在宿舍或什么地方看,也没人管,人都忙着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留校的人有兴趣的在斗嘴,没兴趣的各干各的,这种特别自由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年底。
  
郭世英被东方红总部勒令不得离开北京,随时听候批判,但对他的约束并不很紧,他可以跑回家,我们见面聊天也没有人管。

我看过冯骥才写的一本书--文革经历者的心灵档案,《一百个人的十年》。我在下面要讲的有关郭世英的一件事,其情节和冯骥才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拾纸救夫》有些相似。我要详尽叙述的原因是,通过这件事,我感受到郭世英心灵中异常完美的一个侧面。
  
有一天晚上,天气很热,我正在宿舍里看书,一位同学进来告诉我说,有人在楼外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郭世英,他身旁还有一个人,是个女孩,也就15、6岁,很疲惫的样子,他招呼我跟他们走。我跟着他们到花圃旁,找了个地方坐下,他指着女孩对我说,你能不能让她在你那里住一两天。我问,她是谁呀?他说,她是从湖南湘潭来的,你叫?那孩子说,我叫罗湘漪。郭世英说,说起来话长,慢慢告诉你。我说,没有问题,我们宿舍有空床。郭世英说,那好。我还要再回趟家,小罗你帮我照顾好,我后天一定回来。又对小罗说,你放心好啦,她是我小妹,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说完掏出些饭票给我,就匆匆消失在夜幕里。
  
当晚我安排小罗休息,小罗太累了,很快就睡着。第二天,我才有机会听小罗原原本本说事情的由来。
  
小罗说,我父亲是湘潭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那个地方砸四旧,破封资修,连手表都不放过。父亲有一块老牌的欧米伽手表,造反派让他交出来,他舍不得,就对学校的造反派头头说,手表又不是封资修的东西,毛主席也有手表。那头头说,你污蔑伟大领袖,你拿出证据出来。父亲就说,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见毛主席没有手表,就把他手腕上的手表摘了下来送给了毛主席。那头头一听,就给父亲一个大嘴巴。命令喽罗们把父亲抓了起来,说你罪上加罪,我们伟大的领袖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你造谣!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我父亲说,那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没造谣。头头让父亲拿出报来,可他到哪里去找,就这样天天拷打,关着不放。我实在没有办法,就偷偷扒火车到了北京,想找郭沫若,救父亲出来。到北京,我还真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所,昨天我就到那里门口站着,想怎么才能进去。恰好,你大哥从门里出来,我不顾一切,哭着对他说,我要见郭沫若。大哥让我别哭,问怎么回事?听我说完,他告诉我,手表的事他知道,确有此事。不过要拿出证据,也要给他点时间。于是他带我到外面吃了饭,先送我到大姐你这里安顿下来。她问我,那大哥是谁呀?这么好。我说,他就是郭老的儿子。小罗一听就大哭起来,说她父亲有救了,我安慰小罗说,肯定有救的,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学校的,他见到我们后,拿出两张照片,是两张旧报纸的照片(我忘了是“新华日报”还是“大公报”或是当年别的什么报了)。其中一张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当天的报道,另一张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庆活动的轶事。郭世英指着第二张照片对小罗说,你看这里就刊登了你爸爸说的那件事。我们仔细看,就是郭沫若送给毛主席手表的报道。郭世英把这张照片翻过来,在照片的背后有两行漂亮的毛笔字,是郭沫若的亲笔。郭世英说,我昨天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报纸,请馆里的朋友拍了这两张照片,请他马上冲洗出来。回家后,我把小罗父亲的事对我父亲讲了一下,我父亲很感慨,在照片后写了几句话,再次确认他送毛主席手表一事的真实性。郭世英把照片装进一个信封里,交给小罗,又拿出一张火车票和十几块钱塞到小罗手里说,这是今天晚上回长沙的车票,事不宜迟,我们不留你了,赶快回去救你爸爸,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写信。他让我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小罗,在小罗感谢的嚎啕大哭声中,我含泪给小罗留下了地址,抬头看郭世英,他脸颊上也挂着两行泪。
  
当晚,我和郭世英送小罗到北京站,望着小罗乘坐的火车离开我们才走。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对郭世英说,这回你和你父亲可帮小罗大忙了。他说,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难,但对小罗来说可真是天大的难事。有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总记在心里,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其实这次小罗“千里救父”才是应该传诵的千古佳话,我被她感动得两天都没有睡好。罗湘漪,多么美的名字,多好的小姑娘,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沉默地望着外面,望着外面那沉沉的夜,没有再说话。
  
(勇敢的小姑娘罗湘漪后来给我来了信,她感谢郭老和郭世英,说郭世英给他的照片和郭老的亲笔,帮了大忙,让他父亲得以解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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