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发布日期:2014-06-26来源:Annie的春天公主新浪博客作者:王贵成录入:春雨
封建王朝的皇帝很爱作检讨,当时叫下“罪己诏”。每当发生了大的灾难,皇帝就要下“罪己诏”,把导致灾难的原因都揽在自己身上,狠狠地把自己批评一番,以求得臣民的谅解。可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伟大领袖“红太阳”毛主席生前就曾多次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封建王朝的皇帝很爱作检讨,当时叫下“罪己诏”。每当发生了大的灾难,皇帝就要下“罪己诏”,把导致灾难的原因都揽在自己身上,狠狠地把自己批评一番,以求得臣民的谅解。可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伟大领袖“红太阳”毛主席生前就曾多次说过,“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透露:“在审讯‘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讲过这样一件事: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不能下“罪己诏”的话,毛泽东在1957年夏的青岛会议上就讲过。当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会上谈整风问题,说到县区乡干部都有一些右派观点,表现在统购统销、合作社的优越性、肃反对不对?城乡关系、农民生活苦等问题上。这时毛主席插话: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指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
 
当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刘澜波,在1980年四千人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小组会上回忆说:“我还不止一次地听毛主席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这就不禁让人纳闷了,一生酷爱让别人作检讨的毛主席,为什么他自己却不下罪己诏呢?难道真的是一下罪己诏,就会“亡国”吗?
 
其实,中国历史上下过罪己诏的古代帝王很多,但并非如毛泽东所说都“亡国”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皇帝是“天子”,皇帝的权力是上天给的,具有神圣性,但同时皇帝又必须“以德配天”,如果他荒淫无道、实行暴政,就失去了作为“天子”的资格,人民就有可能起来推翻他。这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帝的权力,使他们在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时必须出来反省忏悔,否则就会危及到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皇帝权力的神圣性又意味着“朕即天下”,他们的权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用当心下了罪己诏后就会失去合法性,就会失去政权。相反,通过下罪己诏还得够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帮助他们渡过统治危机,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汉武帝晚年的轮台诏书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说古代帝王下罪己诏,非但无损于他的威信,而且会有不少天生就无限忠于圣明天子的儒生,在一旁发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的赞叹,实在是一场无本万利的政治表演秀。
 
而毛泽东如果下罪己诏,非但捞不到古代皇帝下罪己诏的好处,弄不好就会带来垮台的命运。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最高领袖的权力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的产生只是出于维护这个集权统治的需要,只是出于不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为了维护最高领袖的权力,除了要靠不断的权力斗争外,还要实行个人崇拜,对他进行不断的神化,把他塑造为真理的化身。一旦最高领袖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真理化身的地位就丧失了,他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就要下台,沦为可悲的下场。而且在中共的游戏规则中,政策错误可以在维持现行领导权威的前提下加以纠正,而路线错误必须通过更换领导班子予以克服,借用毛自己在文革时期告诫陈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路线错误改也难。”
 
如果毛泽东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事关全局的路线问题上认错,势必会授人以柄、自取灭亡。在中共党史上早已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凡是承认错误做过检讨的领导人,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一直到华国锋,再到胡耀邦,最后的结局都是垮台,或者再也不能当第一把手。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才坚决不下罪己诏,因为他清楚,只有让自己永不检讨,才能为自己树立一个一贯正确、始终英明、向来伟大、永远崇高的形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可能说了,毛泽东不是不下“罪己诏”吗?为什么却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一次罕见的检讨?是的,这在毛泽东来说确实是破天荒了,但这和严格的检讨,真正的“罪己诏”还是有区别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空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有所交待了。1962年1月30日下午,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并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然而,在这个极为罕见的毛泽东所作的“检讨”中,他也只是泛泛地提一下自己要承担责任,而没有具体讲到自己犯了哪些错误,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三面红旗”更是没有提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报告中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他进一步说道:“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的讲话引起了毛的极大不满,只是由于当时还处于困难时期,他没有把它表现出来。他甚至如此轻描淡写地谈到这几年的问题,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好家伙,三年就饿死三千万人,在和平时期发生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难道这样的错误“就那么一点”?
 
看看毛泽东说的那几句话,能叫检讨吗?不知道伟大领袖想过没有,1959年他让彭德怀是怎么检讨的;延安整风期间,他让周恩来是怎么检讨的;还有张闻天,这位一手把毛捧上台的人,又是怎么检讨的。至于博古,张国焘,王明,王稼祥,哪一次检讨都是声泪俱下,一遍又一遍,几十页几百页的写。别人向他检讨时那么苛刻,他自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却轻描淡写还不情不愿,根本不能算检讨,离罪己诏的程度差得就更远。
 
这有当事人的说法为证。刘澜波回忆七千人大会的情景时曾说:“毛泽东统治缺少自我批评精神,……相反,尽是压制、打击和报复批评者,七千人大会上一面大讲民主集中制,一面还说:‘全国几亿人,一人提一条意见,那还得了?’他在那个大会上的自我批评也就是‘高指标、瞎指挥,我有责任’,言外之意,责任还说大家,而对林彪的‘交学费’一说则‘深得我心’。”
                           
 
毛泽东虽然不下罪己诏,不爱作检讨,但他却非常喜欢让别人经常不断地检讨。在毛泽东时代,五花八门的检讨是其政治生活领域的一大特色。从最底层的普通人物到最高层的领导人,都要不时地就自己所犯的错误做出检讨,就是刘少奇、周恩来等这些处于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显要人物也不例外,甚至连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依靠——他的夫人江青,也要经常做出检讨,唯独他自己一个人例外。虽然他也大力提倡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曾说:“错了,就要检讨,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检讨过。
 
在毛时代,毛作为党的化身,作为被神化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向组织做出检讨实际上就是向他做出检讨。他要人做出检讨,一方面是路线、方针政策的分岐所导致的。他要通过政治斗争,让人做出检讨,从而打击压制对方的政见,巩固推行自己的政见。另一方面让人做检讨是他的统治之术,是他进行政治斗争、巩固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样做的好处好处很多:
 
1、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2、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3、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4、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总之,毛泽东通过让别人不断地做出检讨,使别人只能臣服于他,只能甘居于他的羽翼之下,以便更好地支配和控制他们,确保自己手中的大权永远在握。而他自己却从不做检讨,这样就成了真理的化身和正确的代名词。说到底,让人检讨、自己不检讨都是对其权力的一种维护手段,是为其统治服务的。
 
毛泽东的这一统治特色,林彪对此是心领神会的,故而他也成了一个不愿作检讨的人。1971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南下巡视全国,沿途同很多“封疆大吏”打招呼,并说“林彪还是要保的”,但前提是林彪必须做检讨。但林彪坚持不做检讨,他曾对人说,“一做检讨,白纸黑字,握在他的手里,你就完蛋了。”不过,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林彪虽然没有做检讨,最后还是完蛋了。
 
可见,不愿作检讨,不下罪己诏,这种登峰造极的统治手腕,并不是谁都可以用的,只有毛泽东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才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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