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守望底线
发布日期:2014-07-04来源:Annie的春天公主新浪博客作者:白桦录入:春雨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音乐家冼星海正在江上发动救亡歌咏运动,大江两岸人山人海,齐声高唱同一首歌《中国不会亡》。——我相信!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宿命地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悲情人生,激情澎湃,舍死忘生,苦苦追寻,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革命理想”成为我的全部,成为我的未来。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1948年初冬的一天,在进军淮海平原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车和我军大队人马并行。我问一位推车的农民大嫂:“你们小车上推的是什么?”“白面。”“你们家还有存粮吗?”“有,不在窖里。”“在哪儿?”“在地里。”“地里?什么庄稼?”“麦子。”我环顾白雪覆盖的中原大地,麦苗还没出芽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我想起一个战国时代越王勾践讨伐吴国的故事: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越国复仇之师在河边誓师出征,越国一位老者把存了十年的一坛美酒献给国王勾践,勾践没有独自享用,当即倾入河中,下令全军迎流而饮。无论古今,这样的军队必胜。——我相信!

五十年代初,士兵们的枪膛渐渐冷却下来,战争的硝烟在绝大部分领土上消失,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地走向“理想的天堂”。——我相信!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结果是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因言获罪,因忠言获罪。在客观上,摧毁了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诚信。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在那个年月,右派桂冠可不是化装舞会的戏谑。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思想库存里立刻一贫如洗,安身立命之本顿时塌陷。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由于难以忍受这种巨大的奇耻大辱,愤而自尽者、夫妻离异者大有人在。即便是往日生死之交的战友狭路相逢,也唯恐避之不及。就像傣族历史上的一种陋习,某人如果一旦被巫师或众人指认为“琵琶鬼”,他随即就变成了一头活在人群中的猪狗,直至死。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一个字不识的山里女人,善良、软弱,却不得不在日军宪兵队审讯室里面对凶神恶煞。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我摇摇头。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我相信!

一个年轻当红电影明星,突然因为丈夫的原因,列入“限制使用”的另册,她竟然那样自然地就接受了下来,心安理得,毫无怨尤。我在工厂里劳动改造,每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一个周末,妻子在摄影棚做夜班还没有回家,疲惫不堪的我,回来之后倒头便睡,黎明时分醒来,发现妻子通宵未归,走到窗前才发现,她正坐在门廊台阶上打盹,丁香花正在她头顶上纷纷扬扬地飘落。一问才知道,她在子夜时分就回来了,怕开门惊醒我,才坐在门外等待晨光的。又有很多年了,没有机会重访往日的居所,那里的门廊下依旧是丁香似雪么?——我相信!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我相信!

一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问过我:

“您还在守望着您的理想吗?”

我回答说:

“我守望的只剩下了一条底线。”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底线呢?”

“善良的民众不再蒙冤,不再蒙羞,不再蒙骗。”

“这条底线可不算很高啊!”

“可我以为,这条底线在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我相信!


诗人白桦和夫人王蓓深情对视。 记者 尚洪涛摄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我原以为罹患阿茨海默症,就意味着在患者的意识里失去了过去,也失去了现在和未来。不会有欢乐,当然也就不会有痛苦。不久,我发现,并非那样简单。她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重新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是洗手间?”“什么是橙汁?”“什么是遥控器?”电视屏幕里在下雨,她会喊:“收衣服!下雨了!下完雨,才会下太阳呢!”偶尔,她也会灵光一闪,小声责备自己:“是我的错,一定是我的错。”

许多朋友都知道,她是一个少见的淡泊名利的演员。以往的影戏剧照早已散失殆尽。近来她竟会反常地把一些从书报上剪下来的图片,摆进玻璃书橱里,虽然有时候甚至她连图片中的自己都不认识。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十七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在父亲辞世的时候,战乱阻隔了回乡之路,未能和父亲诀别。

可以说,现在她已经生活在另一个陌生的空间了,几乎一无所有,但她依然保留着一个贫困年代的“习惯”,但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它称为“习惯”。那就是牙膏皮都可以换钱的年代,从地上拾起来的每一张破纸片,她都要抹平珍藏起来,她的“保险柜”就是自己的床。要是不帮她清理,她的床很快就成了垃圾堆。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相信!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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