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的人生悲剧,是从说谎开始
发布日期:2014-07-07来源:江边雨雾新浪博客作者:佚名录入:春雨
2004年5月17日,我离开兰考刚一天,就接到兰考朋友的电话,让我快回兰考看看,说兰考又出大新闻了,那是兰考城里万人空巷,商店关门,烧纸摆供,百姓痛哭在为一个被开除党藉关押十三年的兰考原县委副书记张钦礼送葬。

张钦礼

   1961年冬,张钦礼平反以后。当时面临河南省农业严重情况,大批农民外出逃荒集体的地因无人种而撂荒,省委为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想把人留在土地上,便实行了借地政策,以应当务之急。办法是每人借2-5分地自己种,打的粮食全归自己,这说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群众赞为“救命政策”,“拴人政策”(制止外流逃荒)、“叫人政策”(把外流的人召唤回家)这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了解农民生活和愿望的张钦礼,积极推行这一政策,他在会议上说:“现在,土地盐碱化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可以借给社员改造,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原则是:借地行动快点,借地多点,借地好点,借地时间长点……”这都是实事求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这对改变兰考严重形势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由于张钦礼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他能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办事,他就天然地能抵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左,他在运动中,自然便成为右的批判重点判对象。

5、“焦伯伯的功劳里,也有你的成绩……”

    焦裕禄1962年12月5日来到兰考。他到兰考时,县委正开会贯彻九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会会精神,重提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刹单干风,包括河南的借地。中国农村刚有点好转,便又折腾开了。张钦礼作为副书记,内心对此不满,自然也对新来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不大配合。他内心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使他对焦的到来不满。

    当时任地委书记的张申在2000年5月7日,对我说过调焦裕禄到兰考的真情:

    张钦礼平反后,任命他是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那时王金碧是县委书记,这个人不行了,他害怕艰苦,脱离群众,蹲点下乡还带藤椅,后来又反映他有生活作风问题,他没法在兰考呆下去了。张钦礼对王有看法有意见是自然的。按着常规,王不行了,谁当兰考一把手?应该由副书记兼县长的张钦礼继任,他本人恐怕也是这样想的,但地委考虑:兰考问题严重,必须选个强有力的干部,才能团结全县干部、群众渡过困难。大家认为,张钦礼熟悉情况是一大长处,但他难以团结人,骄傲却是一大弱点,他当一把手,地委都不放心。

    派谁去兰考,很让地委领导伤脑筋。

    调干部去兰考,谁都不想去。调新郑县委书记李某,他不服从调动,地委给了他处分。

    想来想去,想到了焦裕禄。找他来谈话,他没讲任何价钱,只说:我努力完成任务,希望领导多帮助。

    张钦礼对地委派去焦裕禄很不高兴,焦去了不久,由焦提议又从荥阳县调去程世平当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主持县政府工作,这样张钦礼便不再兼县长,他更加不满。

    后来焦裕禄来地委汇报工作,他对我说:张钦礼同志很不好合作,有许多事,他采取不合作态度,对程世平同志也总指责,使程世平也不好工作。地委是否考虑把张钦礼调出兰考。?

    我劝说焦裕禄:这个同志有很多优点,对兰考很熟悉,你刚去不久,要多依靠他。你好好团结他工作吧。

  焦裕禄表示接受我的意见,之后,听说他与张钦礼合作的还可以。

    那是因为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当时在执行中央决议时,如要收回借地时,从实际出发,尽量采取了灵活办法,不一刀切,把借地全部收回,而是听取灾情严重地方群众的要求,同意三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这一点灵活,在当时需要何等地胆识。这让张钦礼觉得他和别人不同,不是想整人的人。焦裕禄的实事求是精神,创造了一个鼓励说真话的环境。使张钦礼又能实事求是说真话了。

    1963年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张钦礼实事求是地摆了兰考的情况,他说:咱是搞农业的,这几年农业生产啥样呢?土地减少,粮食减产,风沙重起,盐碱上升,牲畜死亡过半。咱亏损多少呢?

    1950年三十三万亩沙荒,到1957年造林19万亩,只剩下19万亩沙荒了;可到了1962年,又增到了33万2千亩;牲畜1955年是54000头,1963年减少到20800头,桐树收购量过去月收7300立方,到62年全年只收了6万立方,铁路南的枣树25万棵,只剩下8万棵了!

    他以确切的数字,揭示了兰考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他敢于向“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观点挑战,不怕人说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人叫我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那就是叫我多看成绩,多讲点成绩,可是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的是:墙倒屋塌,树木乱砍伐,院墙失修,土地盐碱化,好地又回沙,老远看去,都是光秃秃的屋山,不像个样子;再说社会面貌破坏了,人的精神面貌也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党的威信大大降低,讲成绩心里发软。

    说到农民生活,张钦礼敢于讲出实情:以郝寨、刘楼为代表的十二万人口地区生产条件没有改变,我们解放十五年了,这些地方经济还没有翻过身来,一年接一年,一季接一季,群众生活很苦。固阳公社刘楼一户农民,全部家当不值7元5角钱;三义寨有一户农民,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其余人只得睡在床上啊……

  县委分工,班长焦裕禄当然要以抓阶级斗争为主,张钦礼因熟悉兰考情况,而分工抓生产,县委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由张钦礼分管。办公室主任卓兴隆,让我看了县委文件里,那由焦裕禄主持制定,而由张钦礼起草的《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三、五年的设想方案》,而明确地写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没有和群众商量,硬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造成的恶果。我看后,为这种敢于说真话,实事求是指出1958年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的诚实分析所感动。县委在这个草案里沉痛地为过去的错误检讨,说我们辜负了人民的希望。他们为以前的县委承担责任,又怎不激起群众对党的信赖之情?这说明起草此草案的张钦礼对兰考这块土地的深厚的感情。

    我听到了不少关于张钦礼与群众关系的故事。

  除三害办公室的同志们讲了他治沙治碱和下雨天查河的情景。他们是以钦佩之情讲说张钦礼:兰考的几个主要河道,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所有的大沙丘上,都有张钦礼的脚印;他的腿开过刀,寒腿是冬天趟河引起的;他下乡,先到下边,然后再听公社汇报;到村里也是先去贫下中农家去,或者先到地里去,不去大队部。为了深入,我到了张钦礼蹲点的张庄去,群众赞颂他:张书记下乡,那高高的沙丘上就是他办公的地方。这就更让我感动了。还听说,1963年7月,河南省委书记何伟来兰考,当时说要调张钦礼离开兰考,张对何伟说:“我在这儿工作二十多年了,可是兰考老百姓还没过上好日子,我走了留下这么个烂摊子,我对不起对不住兰考人民,不要调我走,让我留下来……等兰考人民生活自足了,我坚决服从分配,调我到哪儿去都行!”于是,何伟同意张留下来了。

    张钦礼向我讲了不少焦裕禄的故事。

    今天当这一切都成了历史的时候,更要实事求是地评论过去,应该说,张钦礼在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如他后来自己所说的,他是把他自己与焦裕禄融合了。

    四十年后,张钦礼离开人世,他的子女以如上面标题所说的话,道出了张钦礼生前内心的委屈。这就是他从进到监狱到出狱,他一直想翻案的真实内因。一个因他的宣传而成为全国学习的楷模,以其光辉载入党的史册,而他却入了十三年监狱,被开除了党藉。

6、“亲密战友”的悲剧

    张钦礼的人生悲剧,是从说谎开始。

    1965年8月,我经长影党委批准,为了创作电影剧本,《焦裕禄》,我在兰考参加“四清”深入生活;为了熟悉县委书记,我分在周化民蹲点的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县委分工让张钦礼留县抓全县的生产和面上的工作。1965年12月,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原、冯健三同志来兰考采访。对他们的到来,在第一线搞四清的县委领导都不知道,完全由张钦礼一人安排的采访。在县委主要领导还不知晓时,一篇大通讯已经写好,上面已把张钦礼作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写进了大通讯里。

    据县委宣传部原通讯干事刘俊生介绍:

   1965年12月7号,当时我正在乡下,大队通知我:张钦礼县长来电话找我。我接了电话。张钦礼说新华社来人了,要我马上赶回县里。

   我赶到县委,在办公室里见张钦礼正向记者介绍哩。好像已经谈了不少。我听到他正说除三害的情况。

   我到了,张钦礼把我介绍给记者们,周原我早认识了。在这儿认识的穆青和冯健。

   我先从焦书记下雪天起草“六条”工作谈起,说他怎样领着治沙、治水、治碱,讲起他访贫问苦,下雨天冒雨查水路,讲起他死前还要求把自己埋在沙丘上,要看着兰考面貌的改变。这时我难过的流下泪来。我含着泪讲,兰考贫下中农自动跑到郑州焦裕禄墓前哭坟……贫下中农们呼唤:焦书记你出来吧,让俺们看看你,你看看俺们吧……

    穆青听了再也坐不住,他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迈步,不时用手绢擦自己的眼泪。

    其它记者也感动地流下热泪。

    张钦礼这时便趴在桌子上哭起来。

    工作人员来到会议室叫去吃饭。

    穆青说:“不吃了,吃不下去了!我参加革命28年了,没这样流过眼泪。焦裕禄精神太感动人了!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不把它报导出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穆青对张钦礼说:咱们继续谈吧,再多找几个同志。

    几次座谈找谁,都由张钦礼安排。

    晚上,张钦礼又通知了张思义、卓兴隆、李中修、曹庆瑞来一起座谈。张钦礼晚上动了感情,他一边说一边哭,他拿出一张小照片说:这就是焦裕禄在医院送给我的,我永远揣在怀里,记住焦裕禄的遗志。

以哭引哭,讲说的人都哭了。人人都感动,人人都掉泪。记者们感动地记不下去。

    第二天由张钦礼安排,又在县直机关组织了座谈。

    第三天,张钦礼带着我和曹庆瑞一起同记者去了老韩陵,找到焦裕禄最先访问的饲养员肖位芬,听他讲起焦书记,老饲养员也流了泪,又把穆青感动地哭了。

    当天,我们从老韩陵去了秦寨。最后又去了张钦礼的点张庄看那封闭的沙丘,已经种上了泡桐。

    第四天,记者们离开兰考去开封了。

    他们在开封写出了大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1966年2月8日,上午8点。

    兰考四清分团全体工作队员在兰考县礼堂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员那深沉浑厚的声音饱含激情,让听者为之落泪。我还是第一次感到,一篇文章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

    在兰考上空仿佛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震动了全中国。

    焦裕禄复活了。

    他重新回到了他为之奋斗的兰考,和人民在一起走在了大街小巷,田间地头,走到千家万户,走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各省、地市都发出了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我从2月8日晚上九点开始,用了三天三夜,含着热泪,写出了一千五百行的长诗《改天换地录――焦裕禄之歌》,由县委办公室打印,哪个报刊向兰考约稿,办公室便把长诗寄去,结果引发了《人民文学》、《收获》等十多家报刊来电要发表,此事告诉我,我说这是不能一稿多投的,卓兴隆说,宣传焦书记,谁发就让他们发吧。我只给《人民文学》回电,同意发表,而回绝了其它十多报刊。谁知《文汇报》没有通知便以三个版的篇幅在二月十四号发出来了。这使得《人民文学》排好了版,又撤了下来。河南电台此时也全诗播出。可见当时的焦裕禄热到什么程度。

    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的人纷纷到兰考来。县委专门成立了“学习焦裕禄委员会”,由大通讯里树为焦的亲密战友的张钦礼负责。委员会的办公室就是县委办公室。

    全国的新闻媒体、文艺团体、作家艺术家们云集兰考。长影党委给我连发加急电报,要我立即从四清工作队出来组织剧本创作。因为我早在此一年前就来到这儿,使所有同行都钦慕不已。我自然成了同行的接待员和焦裕禄的宣传员,讲述我心中的老焦。

    他们在深入采访时,发现有与新华社记者报导不相合之处,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不好回答。因为从大通讯一发出来,我就听到了反映,指出有些情节不合实际。当时年轻的我,对事十分认真,在兰考四清更是时时以焦裕禄为榜样,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精神。我认为在宣传上在报导上,一定不能有一点“客里空”,它不是文艺作品。但为了维护党报的声誉,我不能犯自由主义,向别人散布。我把听到的反映先向我所在的党组织长影党委作了汇报。在兰考,我先找到县委副书记刘呈明。

    刘呈明说:“这里边有张钦礼说的瞎话,可怎么办呢?已经发出去了。”

  他叹口气,有难言之隐。

    我问:当时在县委会通过这稿子时,你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他说:“当时通过此稿是开的常委会。开头是张钦礼念稿,他念一段就问大家有啥说的,没有人说话就算过去了;后来张钦礼不念了,周原自己念。这周原盛气凌人,你说一点不同意见,他都给反驳回去,我看这也不是认人说话呀!我听着有不少地方是大瞎话,可是那个气氛……我又想焦裕禄是好班长、好同志,只要把他宣传出去就得了。我也就不说了。唉,又到了不许说真话的时候了,不好认真啦!”

    刘呈明讲:在通到大通讯结尾部分,周化民书记谨慎地提了一点意见:最后是不是留有余地,不要把兰考的现实写这样好,实事求是说,兰考除三害的任务还很重;焦裕禄生前设计的蓝图,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呀!记者周原听了非常不满,反驳周书记:还留什么余地?现实就是这个样子,焦裕禄的精神变成了物质,兰考的面貌改变的就是不错嘛!老周不再吭声,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我听了刘呈明的话,当时很不满意,也很不理解:一个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就应把意见全说出来,这是我的天真。

  这天,我到县委办公室找到张钦礼。他穿一身灰棉制服,很整洁。他每天都接待来宾,更加注意自己的仪表,谁都知道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了,他踌躇满志,行色匆匆。我叫住他:“钦礼同志,我有些情况想和你谈谈。”

  张钦礼笑脸对我:“有什么情况呀?”

  我说:“来采访参观的人有反映,关于宣传焦裕禄的报导失真问题。”

  “有什么失真呀?”他的脸沉下来,显然不愿听这话。

  我从来不会看人的脸色行事,我要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人家爱听不爱听也不理会。我因此而伤人、得罪人而不得晓。此时我年青气盛,更无所顾忌:

  “失真的地方不少。比方最近新华社发的文章照片,说焦裕禄到兰考第二天就到老韩陵访问老贫农饲养员肖位芬,就有两处不实。一是大通讯写的‘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据县委日志查,焦书记12月5日到兰考,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12月7日,三级干部会结束;焦裕禄在会后总结三天,之后即12月11日到17日到老韩陵访问调查;他找老饲养员肖位芬并不是贫农而是上中农。这是刚刚在四清中张榜公布的,怎么能这么写呢?”

  我还要说其它问题,但他打断了我的话。

  张钦礼拍着我的肩膀,严肃地警告说:“彦芳,可不能这样瞎说!你这样说可很危险啊。我们不能和党报对立,一切要以新华社发表的为准。你还很年青,没有经历过什么事啊。你可要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要这么说了。现在是有阶级敌人是反对、破坏学习焦裕禄的;你这么说,会当阶级斗争动向抓你的!你可不要太天真哪。”

  我沉默了。后脊梁透一股冷风。

  他警告我之后,便匆匆而去。

  我望着他的背影,我竟认不出他来了。这是那个向我说过真话同志吗?还是那个曾实事求是的张县长吗?

  如果他不离我而去,我就想问他:人民日报、新华社的通讯稿都应以事实为根据,怎能让事实去反过来去服从那失真的报导?谁先谁后?实事求是反而成了反对学焦裕禄的阶级斗争,而不实事求是把倒成了学焦裕禄了?一贯实事求是的焦裕禄地下有灵,会同意这样做吗?自然后来有人开导我,说我不知首什么叫政治,说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有时是不可以那么认真的。这才是新闻的“党性”,我不以为然。人们便说我天真的像孩子,真诚的像傻瓜。我又表现出傻劲,我非要弄出个真相为可。追寻这是为什么?

  河南日报开封记者站站长,写《焦裕禄》传记的薛庆安和我的谈话,使我坚定了要反映真情的决心。

  薛庆安说:“大通讯属了三个人的名字,实际是周原写的初稿。这个周原哪,党中央三令五申对报导一定要真实,可这个人不严肃对待,他只听张钦礼一个人的介绍,有许多情况与实际不相符合。这里和我们掌握的真实情况一对照就知。就连焦裕禄的出身,都给改了。人家焦裕禄自己填表写的是中农,给人改成了‘贫农出身’,好像焦裕禄如果是中农出身就不光辉高大了似的……”

  我认这庆安的话有道理。

  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对大通讯的失真部分也很有意见。她认为有一处不真会影响人家对老焦真实形象的怀疑。她对我说:“说老焦临终给张钦礼照片,哪有这影子呢?老焦平时不爱照像,他身上根本没有带照片。老焦死后要开追悼会,还是从省委保存的他的档案里找出他20多岁填表时的照片,根据这两寸头像画的像。这张小照片后来不见了,原来是叫张钦礼拿走了。记者来,他拿出了那张照片,编出了给他照片的瞎话。你问问他,老焦住院时跟他说过那话吗?那些话是跟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省委组织部长张健民讲的,根本没有跟张钦礼说……”

  焦裕禄的大女儿守凤对我说:“爸爸住院时什么书也没有带。他临终对我说:你已经工作了,爸爸没什么礼物送给你,家里那套《毛泽东选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吧。爸爸死后,是我和妈妈收拾爸爸的遗物,他的枕头下哪有《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

  这是执笔者的激情生出来的想象,想以此证明焦裕禄确实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好学生。这可谓神来之笔。没想到,不久到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打倒,人们质问作者为何把毛主席的好学生说成是刘少奇的好学生,给作者造成了灾难,却有苦难言,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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