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坎坷,终露头角——杨小凯的传奇人生
发布日期:2014-07-08来源:天涯论坛作者:佚名录入:春雨
就海外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有着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的,是少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用政治智慧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理论性批评的,是极少数;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旅澳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是兼具了以上两个条件的佼佼者之一。

杨小凯就海外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有着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的,是少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用政治智慧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理论性批评的,是极少数;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旅澳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是兼具了以上两个条件的佼佼者之一。

杨小凯一生用过两个名字: 杨曦光和杨小凯。两个名字,代表着其人生的两种不同际遇。1978年前,杨曦光这个名字饱含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和当时中国的命运纠葛缠绕;1978年 后,杨小凯这个名字蓄积了无尽的激情与智慧,逐步出现在国际经济学领域,并最终成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开创者。  

杨小凯坎坷的经历,足足可以写成几本书,事实上,杨小凯已就自己“文革”10年的经历出版了一部自传——《牛鬼蛇神录》,但这本书所记载的,只是他人生路上一小段即坐牢的日子。他 的传奇色彩,并不仅仅只因他是海外经济学家中唯一坐过10年牢的人,他还是海外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一位中共省委高级干部的后裔,唯一一位没有上过大学而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唯一一位创立了国际性学派的人。

杨小凯1948年出生于吉林的一个中共革命干部家庭,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父亲杨第甫担任过湖南省政协主席,母亲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 杨小凯从小随父母在长沙长大。小凯是乳名,其学名叫杨曦光。少时相对富足的家庭出身,并没有使杨曦光滋生太多优越感,尽管当时其父已是中共湖南省委的高级 干部,但其高干子弟身份常常不为人知,在长沙市一中那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杨曦光以他腼腆、孤独的气质超然于家庭出身之外,常常独立一隅,思索一些时政问题,比如:“为什么父亲会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什么1962年又要给他平反? 等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杨曦光父母因同情刘少奇、彭德怀的政治观点,被双双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家顿时成了“黑鬼”,受尽歧视与磨难。当时,杨曦光是长沙市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加上当时“血统论”大行其道,杨曦光不太同意这一观点,支持造反派反对“血统论”,加入了 本校的造反派组织。1967年二月,“中央文革”下令出动军队,遣散镇压湖南省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杨曦光和一些造反派成员一起被关进了长沙市公 安局看守所。  

两个月的羁押生活,加深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政治思考。他的思想开始超越当时的派性斗争,转向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纵深层面。被 释放出来后,湖南造反派组织掀起了为湘江风雷翻案平反运动,杨曦光又加入了长沙一中极左派“夺军权战斗队”投身运动。这期间他根据自己的思考,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大字报,如《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其中,1968年初写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 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张贴出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快,这篇文章报送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1968年1月24日9时,中央领导在接见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与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时,作了语气严厉的批判讲话与指示,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他还断言,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躲在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反革命黑手。   

那个年头可想而知,消息传出后,杨曦光开始了 为期一月的逃亡生活,他白天在住所看书,夜里戴着眼镜、口罩、帽子上街看大字报。但很快,他就在武汉被人检举,随后被军警押回长沙,关进看守所。1969年10月,杨曦光从拘捕转为正式逮捕,11月被定性为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行10年,押送到洞庭湖边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从此,杨曦光开始了他人生路上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最初的羁押和劳改生活,令他狂躁而痛苦,想到漫漫铁窗生活,他绝望至极,甚至想到了越狱。理智最终克服了冲动, 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监狱里的30多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这成为照亮和温暖他监狱生活的火把。在长达10 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作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1978年4月,而立之年的杨曦光刑满释放。出狱之后,没有 一个单位敢录用他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和劳改释放犯,无奈的他选择了在父亲家闲居和在湖南大学数学系当旁听生的生活和学习方式。也就是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埋葬自己的那段苦难的历史,恢复使用“小凯”的乳名,并将“杨小凯”定为自己以后的正式名字。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邵阳湖南新华 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研究生,因“反革命”历史问题,未被通过政审不能参加考试。1980年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于光远的干预帮助下,获得了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杨小凯一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一边系统地学习了新古典经济学。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 《数学经济学基础》,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他的帮助下,1983年,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 究生。与此同时,“杨曦光问题”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注意,最高人民法院责成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其“反革命问题”。同年,省高院宣判:《中国向何 处去》属思想认识问题,不具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撤销原判决。至此,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

1987年,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答辩的杨小凯,去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之后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任教,从此定居在了国外。

睿智天赐:培植经济学苑里的参天大树

杨小凯的睿智倾倒了太多的人,他超凡的智慧和洞察力,使这个世界在我们眼中变得异常清晰。这一点,几乎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公认,无论是赏识他的、帮助他的,还是憎恶他的、排挤他的。曾经点名抓捕他的康生,就曾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他的智慧和洞察力:《中国向何处去》不是一个高中生能写得出的,也不是一个大学生写得出的。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认为,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是“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聘为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至少发表2篇论文,高级讲师需要 5篇,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排名世界前5名。因而莫纳什大学在接纳杨小凯之前,仅有一位教授合格。而杨小凯从获得博士学位到任该校正教授,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第5年即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被聘为讲座教授,如此晋升速度,没有超凡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办到的,正如《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一书的审稿人对他的研究及本人的评价:这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

杨小凯的睿智,最初表现在对国家前途、政治和社会 纵深层面的思考上,《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等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文章,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这些思考的结晶使杨小凯身陷囹圄,同时也成就了其在学术上的智慧与洞察力。在羁押和劳改期间,杨小凯不仅学习了英文、电机、机械制图等,还通读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在他看完第一、 二卷后,敏锐的洞察力闪耀着思想的火花,使他发现了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他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他才知 道被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看完《资本论》,他的心中有了三个念头: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论揉合到价值论中去,三是把价值论数学化。把价值论数学化的观点,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他觉得这一观点新颖而且科学,就把它结合到了自己的思想 之中,正是这一正确的选择,使他在研究方法上从一开始就与国际主流经济学研究走在了同一轨道上,少走了许多弯路。之后,他尝试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关于 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理论数学化,并开始沿着这个思路写经济学笔记。在劳改队时,他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第一块钱的边际效用)、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等。尽管这些理论很早以前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但这是他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自己思考出来的,足见其非凡的智慧与洞察力。   

真正奠定杨小凯学术地位的成果之———劳动分工理论,初步思考是在劳改农场的时候,形成雏形是在北京的两年,杨小凯系统地学习 了新古典经济学,发现了自己关于劳动分工理论认识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形成理论推导过程中重复了前人的研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两年,杨小凯开始比较主流经济学派关于劳动分工理论的思想和他自己想法的区别,吸收别人的优点,摒弃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思考别人没有思考过的东西。他发现,按照古典经济学家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发的理论,劳动分工对实现递增报酬的推动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然而,自1776年以来经济学发展了100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仍没有发现,为避开这个难题,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新古典经济学的开拓者,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用效用函数和无递增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但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不符,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第三代研究者——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利用现代经济学和数学工具,构建了一个超边际的分析框架,填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足,成功处理了以资源配置为形式的边际决策和以劳动分工为形式的超 边际决策。在解释边际决策和超边际决策时,杨小凯打了个比方:学生在填报大学志愿时,选择读什么专业,就是一种超边际决策,它是跳跃式的,非连续的;而一旦确定了专业后,如何在一个学年内分配学习时间就是一种边际决策,它是连续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解释了后一种决策,它无法解释前一种决策,但在实践运用中,前一种决策,往往更重要,杨小凯的贡献,就是把前一种决策也作了解释。   

以杨小凯为主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挑战新古典经济学,弥补其缺陷的同时,提出了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经济领域几乎所有重要主题的全新解释,并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条线将他们全部贯通,声称要消除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界限,将古典经济学包纳其中。杨小凯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就遭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围攻。经过学术战火的洗礼,这一学派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日益受到欢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支持下,杨小凯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专门向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讲授新兴古典经济学。目前,新兴古典经济学已在经济学领域成长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学派,澳洲、澳门、台湾、北美等地区,都有杨小凯的门下弟子为其把守门户。 

杨小凯对经济学的贡献,广为人知的有二:一是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一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杨小凯的成功,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份量。成果斐然的杨小凯,其时年仅56岁,当时被经济学界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经济学家。

向何处去:贯穿学术生涯的政治智慧

就海外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有着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的,是少数;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用政治智慧从经济学的角度作出理论性批评的,是极少数;能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旅澳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是兼具了以上两个条件的佼佼者之一。   

很多了解他的人都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没有步入经济学领域之前,年仅17岁的杨小凯就开始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政治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就是那个时期充满理想主义的思考的结晶。判刑以后,杨小凯对中国命运的思考开始远离理想主义,不再关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的问题,他相信人们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着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的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重要,于是他开始思考“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杨小凯的思考是睿智而深邃的,而他的表达却是深入浅出而通俗易懂的。他在谈 到他的一些思想结晶时,常常采用一些生动精辟的比喻。如:谈到政治制度时,他说“一个天使也是暴政,两个野兽亦是民主”,以强调反对派参与及由此而带来的制约平衡作用的重要性;谈到规则和制度的建立时,他说“切蛋糕的人不应该是拿第一块蛋糕的人”,以防止规则制定者的自利行为导致的制度不公;在中国实行双轨制时,他说“交通法规不会允许左行和右行同时存在”,以强调经济交往中公平原则的重要性,等等。   

杨小凯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理论观点,如给予国有企业经营者剩余索取权、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以自动注册取代成立企业的批准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其中一部分已被中国政府所采纳。   

杨小凯的质疑和批评精神,不仅仅表现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上,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期问题最深 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比如国内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后发优势”津津乐道、一片叫好时,他却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迎头浇下一瓢冷水,语出惊人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 术而不是制度;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会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不仅具有后发优势,同时也存在后发劣势的隐患”。他打了一个深入浅出的比喻:如果仅仅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而不模仿制度,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他的这一假说,引发了他与好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之间的一场关于中国发展前景的没有输赢的论争。这场论争后来被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中国发展战略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平衡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年轻时的思考,后来成为贯穿杨小凯学术生涯和政治智慧一生的终极命题,表现出了一位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2001年,杨小凯突然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几年反复之后,最终于2004年7月7日离开了人世。我们追寻杨小凯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平淡世界里罕见传奇;一路上拾获的,是其超凡的智慧和可贵的质疑与批评精神。他的经历和思想结晶将给人们以深深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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