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大陆的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结局(之六)
发布日期:2014-08-09来源:十年风景原无异新浪博客录入:春雨
陶孟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奋力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兴行和广为流传的“浩劫”一词,就来于此次发言!

顾颉刚

51、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中国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兰州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的最著名的十个论点: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禹是动物,是神,与夏无关;尧舜禅让说是战国时代墨家所编造;孔子作《春秋》说是儒家所伪造;《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际;《尚书》中的《禹贡》作于战国,《尧典》写定于汉武帝时;《周礼》是刘歆伪造,《左传》为刘歆重编;“炎帝神农氏”等古史人物名为刘歆所编造;夏“少康中兴”的历史是东汉人所编造;《孔子家语》是王肃伪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终年88岁。


梁思永

52、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考古学家,梁启超第二子,幼年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1923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1930年至1931年先后参与黑龙江昂昂溪遗址、通辽河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等地的考古发掘工作。随后因患烈性肋膜炎卧病两年,1934年渐愈后即赴安阳主持西北冈的发掘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始随史语所迁往四川。他在殷墟第四次发掘过程中,确认柱础石、窖穴等考古遗迹,复原建筑遗址,确认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叠压关系,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典范。1948年与其兄梁思成(建筑学家)同时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4年4月2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50岁。


郭沫若

53、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关于此君,只能用无良文人四字来形容,生活上放荡且始乱终弃,学术上剽窃且篡改历史、利用权力打压不同的学术观点。人格上毫无骨气且阿谀奉上。文革期间,他本人虽未遭到很大冲击,但其二子郭世英和郭民英先后自杀。在白发人送黑发人之际,不知此君内心作何感受?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死于北京,87岁。根据其遗嘱,郭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作了肥料。

梁思成

54、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其父梁启超,其妻林徽因。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音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沈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梁思成于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年10月至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

1949年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和国徽的设计。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彼时担任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判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早已去世的,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贫病中去世,终年71岁。


周鲠生

55、周鲠生(1889年3月18日-1971年4月20日),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主要在武汉大学从事学术活动,因严厉批判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而著称。1905年(光绪31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赴英国,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其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学,获得法学博士。1921年周鲠生归国,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翌年,获蔡元培招聘,就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26年2月,赴广州从事将广东大学改组中山大学的事宜。1927年3月,成为国立东南大学(翌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其后,应国民政府之聘,从事宪法制定事务,但因反对蒋介石,数月后辞任。1929年9月,周鲠生应武汉大学招聘担任教授。在武汉大学研究国际法、外交史研究,所著《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外交史》等书刊行,并在《东方杂志》发表论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10月,国际联盟所派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周鲠生以《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为题发表论文。文中称,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是英国、法国等强国绥靖的结果,对日本无力的国际联盟令中国国民十分失望,对调查团提出了严厉批判。1933年,周鲠生发表了论文《所谓满洲国之承认问题》。1935年1月,周鲠生升任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主任,10月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1936年,兼任武汉大学教务长。1939年起,周鲠生花费数年时间赴美国从事研究。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年夏,周鲠生归国,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1949年后,周鲠生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其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1至3届)、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8年8月,周鲠生、刘泽荣、倪征应召到北戴河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二人做有关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咨询,共计2小时。三位专家认为,中国应以12海里为领海宽度。1958年9月,中共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文革中周遭批斗游街抄家关押,不堪摧残折磨,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钱端升

56、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任院长。中国现代政治学和比较宪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7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9年毕业,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习,后来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任教南京中央大学。1930年回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并在北京大学兼课。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参与创建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1937年至1949年,钱端升四次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及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

1949年5月,钱端升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钱端升参与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同时,他还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7年钱端升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被迫离开教坛。文革时再次受到迫害。住所被红卫兵占领。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他最后的编著成果是在1962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已被打成“右派”的钱端升,组织几个教师编译一本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该书已译120万字。随后红卫兵抄家,这一小小事业也成了“革命”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1990年1月21日,钱端升病逝,终年90岁。


马寅初

57、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90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入哥伦比亚大学大学院学习,1914年获得经济学、哲学双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得学术界好评,被采用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1年级学生的教材。归国后的1915年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招聘,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17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当时,马寅初公开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和李大钊成为好友。1918年10月,任大学评议员。1919年,当选北京大学教务长。1939年,马寅初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1951年5月,马寅初被中共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因《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居家赋闲。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1965年,马寅初一条腿瘫痪。1972年,因患直肠癌做切除手术。手术后,马寅初下半身全部瘫痪。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去世,终年101岁。

陈达

58、陈达(1892年4月30日-1975年1月16日),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注重实际调查,提出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理论。较早提出节育。1916年公费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外交两年,获得学士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再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长期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后,负责创办社会学系并作教授兼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随清华南迁昆明,兼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7年至1949年,先后任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部负责人。毕生从事“人口”、“劳工”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共300多万字。1948年,国民政府派飞机接他去台湾,被其拒绝。1949年后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中央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50年代和马寅初一起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议。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 同马寅初一道被打成“右派”。1975年1月16日,陈达去世,终年84岁。


陶孟和

59、陶孟和(1887年11月5日-1960年4月17日),社会学家。1906年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研习教育学,后因故回国。1910年改赴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习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14年至1927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1926年至1934年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管理机构) 社会调查部(1929年独立为社会调查所)负责人,致力于社会调查事业。1934年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改称社会研究所),陶孟和担任所长。抗日战争期间,陶孟和负责将研究所迁至四川南溪李庄,胜利后始迁回南京。

在此期间陶孟和与他的同事辗转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所受损失的调查报告,因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十年后的2004年,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在北京某地一个丢弃的废墟后,捡到一麻袋文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正是当年陶孟和等人在李庄时期所撰成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所遭受损失的调查报告。然而面对这些极其宝贵的资料改如何处理,仍无人理会。

陶孟和还历任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参政员,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1949年10月19日,他被中共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7年9月,“反右运动”进入高潮,中国科学院连开了三天大会,集中火力批判费孝通、吴景超、陈振汉、李景汉等四教授的“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政治阴谋”。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许多所谓的科学文化界名流都加入了这个把对方“批倒批臭”的运动行列。就在众人各怀鬼胎、蠢蠢欲动之机,平素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的陶孟和出人意料的登台发言,他一张口就令众人大吃一惊。陶孟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最后,陶孟和奋力疾呼:“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后来在社会上兴行和广为流传的“浩劫”一词,就来于此次发言!

陶孟和此言一出,众皆哗然。都认为他仅凭这“浩劫”二字,不死也得扒层皮,然而,大家在等待中慢慢发现,此君居然什么事都没有!这是为何?要知道,陶孟和的这番言论很快就被写成专门报告呈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和毛泽东书房,最高当局盛怒之下,一度曾把陶孟和内定为“右派”加“反革命”双重分子,后来,毛泽东反复思虑后改令手下对陶孟和提出警告,终没有将其置于死地。内种原因有二:第一、陶孟和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师辈人物,并与周恩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陶孟和对毛泽东有恩!

陶孟和在北大任教的1920年,毛泽东的老师兼准岳父杨昌济教授病故,当时杨家来京不久,生活艰难,且杨教授生前攒的几个钱都赞助了出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当此情形,是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并帮助料理了丧事。丧事办完之后剩余的钱交给杨夫人家用,当时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受毛泽东影响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与毛正式结婚,但毛当时却想回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只是缺少资金无法成行,在这种情况下,杨开慧便动员母亲将剩下的钱拿出来赞助毛泽东,作为创办文化书社的资金。毛自然知道这钱的来历,因而对上述四人一直心存感激。正是念及这段旧事,毛才对陶孟和手下留情,1960年4月,陶孟和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抵上海后第三日,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于4月17日中午去世,终年73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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