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符——记马思聪(图、视频)
发布日期:2014-08-29来源:Annie的春天公主新浪博客录入:春雨
每天早晚被强迫集体唱《牛鬼蛇神队队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音乐界对此评论:这是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

每天早晚被强迫集体唱《牛鬼蛇神队队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音乐界对此评论:这是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


第1节  马思聪爱党
 
马思聪(1912.5.7-1987.5.20),广东海丰人。是中外闻名的音乐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曾以《思乡曲》牵动着无数海外赤子之心,马思聪的父亲马育杭同广东的风云人物陈炯明是总角之交,后来当上了广东省的财政厅长,这才得以维持9个儿女的一大家的生活。马思聪的父母都不懂音乐,但广东的戏剧之乡所独有的地方戏剧音乐深深地影响着童年的马思聪。1923年,11岁的马思聪终于随大哥来到法国学习音乐。1928年,16岁的马思聪以优异成绩,正式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提琴班,成为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个考入这座高等学府的黄种人。1929年初,马思聪因家境突变回国。1929.2.7回国途中在台北小提琴演奏,被誉为“音乐神童”。1930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向毕能蓬(Binem baum)学作曲。1932年初,马思聪回到中国,并同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结婚。1932年他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直至1937年。

1937年秋,应聘为中山大学音乐教授、讲授音乐史、乐理和声学等课程。马思聪应聘国立中山大学时,中国已进入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他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谱写了约20首抗战歌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其《自由的号角》传播到全国许多地方。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1940年,马思聪教授去了重庆,他创办一个国家级的中华交响乐团,任指挥,兼任协奏曲的小提琴独奏家,他在重庆指挥独奏过几十个场次,蜚声于大后方的中外爱乐者之间。

在马思聪眼里,音乐至上,人的官阶高低的划分在音乐面前没有意义。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曾邀请马思聪演奏小提琴。那时的人们还不了解小提琴演奏,以为像在剧院里看平剧一样随意,可以边聊天、吃着瓜子、边欣赏演出。当马先生看到台下的人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等着他的演奏时,他离场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非常着急,跑到后台劝马思聪去演出,说蒋先生在等着呢。但是马思聪就是不为所动。结果陈立夫不得不到蒋介石那里告知原委。蒋立即下令让大家停止吃东西和说话,安静下来,然后马先生才出来从容演奏。

1940年5月,在重庆嘉陵宾馆的晚宴上,马思聪见到周恩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1941年他飞到香港,用他的琴声和乐曲,征服了香港热情的听众。1945年9月16日,马思聪与毛泽东在重庆会面。1946年他飞到上海,建立了上海音乐家协会。1946年11月,马思聪到上海,与乔冠华、龚澎会面,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然后又回广州,到中山大学执教。1947年,马思聪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院长,完成《祖国大合唱》,他使用陕北眉户的民歌曲调,铺就开篇的歌曲,象征着光明从延安来。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马思聪的住所,以汉语拜访马思聪先生。大使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当场谢绝。数日后,一位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来到马家,递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纽顿)。纽顿说,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托,已为马思聪先生联系好了在美国工作的大学,聘请他当音乐教授,此次来访是请马思聪定时间,以便他去预订马思聪和全家人飞往美国的机票。纽顿的结局和司徒雷登一样,在被马思聪坚决拒绝后悻悻离去。

1949年4月,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不愿去台湾的马思聪与金仲华、欧阳予倩等100多位“爱国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船经烟台抵达北平。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9月,作为全国文联代表,马思聪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任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组顾问。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马思聪谱就《欢喜组曲》。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此后,马思聪是中南海常客。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常请马思聪即席演奏。一次,周恩来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拉到马思聪身边,打趣道: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   

1950年,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儿童歌曲传唱全国,经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录取15岁的林耀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两年后,录取13岁的盛中国进校,并亲自点派两人赴苏联深造。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

第2节   党却不爱马思聪
 
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

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撰文对某交响作品进行探讨,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押送至北大荒劳改;并号召对贺绿汀展开“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现了这样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劫难,知识分子首当其冲。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一学生神色慌张地来到马思聪院长家中,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小提琴是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师学琴了。6月,马思聪受到大学生高呼着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马思聪目瞪口呆,一动不动,一切似在恶梦之中。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马思聪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马思聪回忆说:“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在后面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在(中央音乐学员党委书记)赵枫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袄。给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反穿羊皮袄,这也是红卫兵的创举。这是侮辱知识分子是‘披着羊皮的狼’。北京的8月,天气酷热,气温起码在摄氏38度以上。老专家身上披着羊皮袄,显然是一种酷刑和折磨。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在任何时候,只要红卫兵“高兴”,就可以命令马思聪们低头,叫他们在地上爬行。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小将们可以随心所欲第让马思聪等人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

马思聪还被红卫兵用有钉子的鞋子,被强迫吃草,被逼着喝过痰盂水……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赵枫回忆说:“夏天,(造反派)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1985年2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的时候回顾说:“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

第3节   适彼乐土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把写有打倒马思聪的大标语,贴满门窗和围墙,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狗)洞口。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并且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马夫人王慕理被迫钻进鸡舍躲避,还被红卫兵从鸡舍里搜出来进行批斗。在这种情况下,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王志理;儿子马如龙逃到广州,依托舅父王友刚(牙科医师)为生。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闻讯后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继而又从贾俊山那里得知马思聪有自杀的可能,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这年9月底,王慕理、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见马思聪一面。由于那时“黑帮”都不准回家,没有成功,只通过贾俊山了解了一些情况,便匆匆回到广州。王慕理通过两个弟弟的关系,找到了一位粤剧演员和她的丈夫(一家机械厂的工人),他们很同情马思聪的处境,便自告奋勇,为马思聪全家出走做了准备。

1949年以后,中共以马思聪的《思乡曲》向台湾广播,争取民心,马思聪的《思乡曲》便走红起来。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开始曲,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陕北信天游民歌《东方红》。马思聪顿时陷入万念俱灰的境地。1966年11月,马思聪以肝病复发为由,向看守人员请假,回家休息一周,获得批准。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4、5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

1966年11月底,王慕理让马瑞雪“潜回”北京,在贾俊山的帮助下,见到满头灰发的憔悴父亲,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再到南海县,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

马思聪在厨师贾俊山和其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 ”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最终作出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决定。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航行中,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眼下,他的惟一的财富就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16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

添加评论

登录以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