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老师们
发布日期:2014-09-02来源:衔橄榄枝de飞鸽新浪博客录入:春雨
我1957年考入初中,那正是毛泽东“引蛇出洞”,而后发动“反右”,击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年头。没想到,在我此后的学习生涯中,那些不幸中了“阳谋”的“右派”老师始终与我相伴。
 
巫宁坤老师在自己的寓所

我1957年考入初中,那正是毛泽东“引蛇出洞”,而后发动“反右”,击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年头。没想到,在我此后的学习生涯中,那些不幸中了“阳谋”的“右派”老师始终与我相伴。

初一的时候,新开了植物学。我对这一学科很感兴趣。教我们植物学的刘道宸老师五十来岁,个头不高,面目和蔼,课讲得很生动。他是外地人,把“双子叶植物”读作“方子叶植物”,所以我们都喊他“方子叶”刘老师。他听见了眯着眼慈眉善目地笑一笑。
 
有一天,上植物学的时候,刘老师正指着黑板上的标本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方子叶植物”,校长李明月来到教室门口,对刘老师说了声:“你出来一下。”
 
刘老师出去了,教室走廊外边站着两个穿著公安制服的人,我们学生一起挤到窗户跟前看,校长也没有制止。那两个公安局的人什么也没说,把一副铮亮的手铐铐到刘老师手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刘老师从我们课堂上带走了。我们当时只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刘老师被带走后,李校长不慌不忙地走到讲台上,说:“今天的植物课不上了,改上自习,大家自己看书吧。”然后他自己拿上刘老师的课本、备课笔记和标本走了。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刘老师。因为没有老师,我们的植物学从此也就被停掉了。
 
后来得知,这位刘老师说过:“我们学校的老师有吃业务饭的,有吃政治饭的。”被揭发出来,一分析便是“看不起党的领导干部”,当然是反党言论了,加上他家庭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就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加右派”。
 
后来,对我们这些未谙世事的学生来说匪夷所思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一天,我们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突然看到在两排杨树中间的大道上,体育教研组的组长董大一老师双手戴着铐子,正被两个公安局的人押着带走。董老师身材魁梧,穿著长大衣,昂着头,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倒反衬出那两个公安人员的矮小、龌龊。若干年后得知,这位董老师被判了重刑,最后死在劳改农场。我至今不知道他犯的什么十恶不赦之罪,也不敢想象,他那高大伟岸的身躯何以竟然会死于牢狱之苦。
 
教我们文学课的段华庭是刚毕业的年轻老师,他带着眼镜,身材挺拔,上课的时候,双腿站得笔直。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课,这使我们这些听惯了地方话的学生感到新鲜,顿生景仰。他板书隽永而秀美,讲课娓娓动听,一般的语言,经段老师一讲,就变得很美,很动听,这给我这个喜欢文学的学生增添了浓重的兴趣。段老师教过的牛郎织女、柳毅传书的神话,鲁迅先生的《社戏》,“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代民歌,使我至今不忘。
 
段华庭老师性格耿直,嘴无遮拦。当时他正与师范学校的一位女老师谈恋爱,挨了校长朱玉林的批评。有一天,他正在磨小刀,有人问他磨刀干什么,他随口就说:“我要杀朱玉林!”实际上他磨的是削铅笔刀。后来这件事被揭发了出来。按照安徽在中央划右派的标准之外另加的一条“反领导就是反党”,这是够杠的“右派”。所以,段老师也被打成了“右派”。
 
初二到高三一直教我们物理课的陈涤新老师也是“右派”。陈涤新老师视教书为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十分敬业。虽然那时饿着肚子,陈老师讲课声音洪亮。遇到需要强调的地方,他快速地眨巴着眼,用粉笔使劲地敲打黑板。身为“右派”,陈老师批评学生当然不敢过于尖锐。看到哪个同学不认真听课,他只有生气的份儿,有时气得浑身发抖,脖子上青筋直暴,说话也不连贯了,大概是欲言又止、有话不能讲之故。一次物理课上,我的同学赵继勤做小动作。陈老师看见了,气得面部肌肉抽搐,跺着脚结巴着嘴说:“赵……赵继勤,你能……能不能好……好好听课?”
 
下午第三节自习时陈老师经常来给我们加课,有时才讲了半截看看手表无奈地说:“课只能上到这里了,我……我得去劳……劳动改造,你……你们接……接着自习吧。”我们目送着陈老师的背影,心里有说不出的酸酸的滋味。
 
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常看到一队“右派”老师在接受劳动改造。他们的任务是打扫厕所、清除粪便。那时学校的公用厕所不仅没有抽水马桶,连冲水的龙头也没有。他们要冒着恶臭把大便用舀子装到粪桶里,再抬到菜园的粪场上。
 
在这个“右派”群体里,陈涤新老师是年龄最大的,也是身体最瘦弱的。他抬粪筐的时候,不得不双手抱着杠子,一步一个趔趄。这时候,我们真恨不得上去把他肩上的粪筐接过来替他抬。但,这是不被允许的。“你们能替他干活,但是不能代替他改造思想!”这是一位校领导警告过我们的。
 
听说,陈涤新老师本来并不是“右派”。根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论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是好的,坏人占百分之五,所以上级就依据这个比例给每单位定指针:“右派”人数必须占到百分之五。砀山中学的教职工最初打成的“右派”人数没有达到这个指针,校长对上也交不了差,就开会斗那些有过不满言论的老师,直到该老师承认自己是“右派”为止。陈涤新老师出身不好,校长跟他谈话,想把他定为“右派”。陈老师不同意,说:“我……我又没有任何言……言论,怎……怎么是右派?”陈老师急的时候,口吃得更厉害了,眼皮上下眨巴。校长说:“那么我们斗你一场吧,看你有没有言论?”陈老师赶紧自认:“好……好了,别……别斗了,我认了。”这样,陈老师就成了“右派”。不过,他书教得好,也确实没有“反党”言论,校长就网开一面,把陈老师定位“中右”,一边上课,一边接受劳动改造。
 
进了大学,也遇到不少“右派”老师,最大的“右派”莫过于巫宁坤老师了。说他最大,一则因为他是“极右分子”,“右派”中最“反动”的一类,再则因为他闻名世界,他的《一滴泪》(A SINGLE TEAR)记载了他的“右派”经历,用中英文两种文本出版,风靡全球。他教我们课的时候就是“戴罪之身”,被打成“极右分子”后被发配到东北兴凯湖农场劳改,因病到我校师母这里保外就医,当时我系缺乏教高年级课的老师,就请他当临时代课教师,不想遭遇到文革……不需要我多写了,诸君去看他的书吧。所幸他现在定居美国,受到山姆大叔的百般呵护,得以安度幸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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