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党天下”惊吓毛泽东数日失眠(图)
发布日期:2014-10-23来源:新浪博客录入:春雨
中国学者、知识分子、《光明日报》社总编储安平,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中国学者、知识分子、《光明日报》社总编储安平,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多年之后,一位署名为“闻文”的作者,在《福建党史月刊》上撰文《中国“十大右派”之一——储安平的失踪之谜》,为读者揭秘储安平的传奇人生。

  “党天下”言论出自储安平的文章《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此文一出石破天惊,撼动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着位置全文刊登。据胡乔木儿子透露,文章发表后,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

储安平在1957年一语惊天下,成为中国的十大右派之一

  储安平思想敏锐、才气横溢,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同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6月1日,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从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

  储安平宣布“向人民投降”后被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遂后失踪。江苏一座寺院的方丈,形貌皆似储安平,但他摇头否认,一笑隐去……

   储安平1909年生于江苏宜兴;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储安平是社会知名人士。他在中国的第一次出名,在于创办了《观察》周刊。这本于1946年9月1日创刊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昏暗和腐败,提倡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大受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喜爱,订数从创刊时的400来份上升到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时的10万来份。储安平曾非常自豪地宣称:“本刊的经营足以为中国言论界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月,胡乔木和胡绳即给周总理写信,请求批准复办《观察》杂志(后改名为《新观察》),请储安平再担任主编。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还专门去看望了储安平,令储安平引以为豪。

   后来,储安平担任的重要职务多了,不得不离开《新观察》,但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杆,仍以人大代表和《新观察》杂志特派记者的身份,到全国各地视察和采访,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在国家级的各大报刊上。他是名记者、大作家型的官员,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很有些名气和影响。

  1957 年初,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是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再交还给民主党派去办。由《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了《光 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储安平就在各部主任的会上宣称:“我来这里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又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储安平踌躇满志、有信心干出一番大事业。

  果然,储安平上任后不久,凭着他在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向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组稿,把《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

  于是,储安平响应号召行动了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的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

   储安平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 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进一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储安平所提的意见,如针尖对麦芒,与会人士震惊万分,可储安平言犹未尽,又说:“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且非常不恭地把受全国人民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称为“老和尚”。确实惊世骇俗!

  储安平要“请教”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非常坦率地直说:“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 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人可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储安平的此番言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赞许不已,但更多的人是极为愤慨地进行了批驳。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别看储安平在座谈会上雄赳赳、气昂昂,勇气十足地提出了最尖锐的意见,其实他的精神和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信件,他不敢去门口拿,怕人家要同他当面辩论;到医院看病不敢说姓储,因为姓储的人实在太少了,怕被人认出他就是储安平;更不敢去《光明日报》社上班,怕被群众围住批判。

  储安平审时度势,自知地位已保不住,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

   据报纸上刊登的揭发材料,章伯钧在接受储安平的辞呈后问:“你的负担重不重?”储安平打肿脸充胖子说:“不重。”章伯钧说:“有以下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一、身体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担子压迫。有这三种情况非出来做事不可。”储安平说:“我没有。”章伯钧又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一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50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储安平辞职以后,对他的批判并没有降温,而是进一步升级。6月10 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召开批判大会;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召开座谈会批判;6月14日,光明日报社工厂和行政部职工开会声讨;6月14日,九三学社 中央常委召开在京委员和北京市分社委员座谈会批判;6月21日,九三学社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对于光明日报被章伯钧、储安擅自篡改政治方向的追究责任问题”和“撤销储安平代表九三学社担任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委员的声明”;报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天天都有,连储安平的儿子也在6月29 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储安平长子储望英反对储安平反动言论的一封信》。

  储安平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形影相吊。7月7日,他在九三学社中央整风委员会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上,开始交代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储安平在《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中说:“我6月1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及我在光明日报的工作,都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经过全国人民对我的批 判,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诚意地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接着,他列数并批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最后表示,“我必须勇敢地向自己开刀,剥去我自己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皮,坚决地站在6亿人民的一边来”。“我今天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并通过大会向全国人民真诚地承认我的错误,向人民请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为我自己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标志”。“我以后一定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储安平虽然这样表态,但对他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到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第一届人大代表的资格。1月18日至24日,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

  从此,储安平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了……

  储安平的人事关系是在九三学社,所以又回到了九三学社,由九三学社发给他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尚不是个太小的数目)。以后,储安平被下放到西山的一个农场,在长城脚下放了2年羊后,有关方面认为他接受劳动改造表现尚可,就让他回家。

  这时,储安平的妻子已和他离婚了,但她和别人结婚后,和后夫同住在储家的南屋里。回到家的储安平在生活上极为尴尬。好在单位除了发工资外,并不要求他上班,也不过问他每天在做些什么。

   那几年,储安平整日在家关门读书、写字,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外不和外界来往。为了消遣,他买了几头羊来养,还把喝不完的羊奶送给章伯钧喝。他说:“羊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羊是我亲手养的,这奶是我亲手挤的。羊奶有营养,你收下吧。”如果储安平真能像章伯钧对他说的“超脱一些”,解除思想负担隐居起来,日子倒也能过得安安闲闲。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并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

  1966年秋季的一天,当储安平扫完街道精疲力尽地回到家,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接受批斗时,他从后院翻墙出逃,最后跑到数十里外的西郊跳河自杀。但他没有死成,被人救起后押回九三学社,交机关造反派看管起来。

  于是,储安平提出要把存款单交组织上保管,但没有人接受他的存款单。

   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放回家后,单位里谁也没有再提起他,也没有人去找过他。一直到10月份的一天,储安平的女儿回家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 七八糟,只有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个捆着的行李卷——这是储安平从九三学社机关背回去的,到家后就没有打开过。

  储安平去哪里了呢?他女儿到亲戚朋友家找,但都没有找到。她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便找到九三学社向军代表报告。尽管按当时的说法,储安平已是一条“死狗”,但他毕竟是在中央挂了号的人物,军代表也不敢掉以轻心,就报告了中央文革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公安部门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一定要找到储安平的下落。调查组奉命在全国范围内艰难地寻找了2年,凡是储安平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一一查询过,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只好作为悬案搁起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储安平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谁也不能确定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躲了起来。不过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相当严密的,中国人的警惕性一向是很高的,一个没有户粮关系的“黑人”,而且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近花甲的老人,即使躲在某个地方也是很难生存的。

  这么说,储安平很可能是死了。如果还活着,他现在已经是90岁高龄的老人了。在中国的右派分子99%都已获得平反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现身社会提出申诉?但要说他已经死了,那他又是死在哪里?有没有死亡的证明?或者有没有权威的结论?笔者为此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但对储安平的生或死都不见有说服力的说法。在1990年11月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辞典中,“储安平”词条的生卒年,仍只写了(1909~?)。说明对储安平之死尚未有定论,起码不能确定他的失踪期即是死期。

   那么,储安平有没有可能还活着呢?有一个在1985年为编书而辗转寻找过储安平的人,在1998年出版的书中写道:“不久前,一次友人聚会上,我听说,有一位老者在江苏某山某寺中,见一方丈,形貌酷似储安平,他即上前拜见,并探问:‘请问,你是储安平、储先生吗?’对方一笑,然后摇摇头,隐去。”这位作者说:“看来,他未必就已死去,也许真像那位长者说的,遁入空门,出家当了和尚。”但这位作者也不敢肯定,也只发出了“是否该继续寻找储安平”的问号。

   这个故事真是太神奇了!太吊人胃口了!这个方丈真的会是储安平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谁也说不准,至今仍是个没有谜底的谜。其实,是或不是又有什么要紧呢?不是,储安平就永远神秘地失踪了;是,他也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储安平了。重要的是,要记住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一次极左的反右派运动,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大右派。记住这个教训,是为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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