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罪恶制造者——刘少奇的另一面
发布日期:2015-01-22来源:随缘新浪博客录入:春雨
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在毛泽东退居二线时掌握大权,然而“七千人大会”使得毛、刘矛盾爆发,毛泽东感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出现危机,于是在文革中以暴风骤雨之势将刘少奇打倒——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到批斗,并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之后悲惨逝世,刘少奇的遭遇也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是文革当中的极具代表性的悲剧之一。

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在毛泽东退居二线时掌握大权,然而“七千人大会”使得毛、刘矛盾爆发,毛泽东感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出现危机,于是在文革中以暴风骤雨之势将刘少奇打倒——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到批斗,并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之后悲惨逝世,刘少奇的遭遇也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是文革当中的极具代表性的悲剧之一。对此,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教授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在其所撰《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你不知道的故事》中指出,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而刘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本文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以下为全文摘录。

把“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似乎是矛盾乃至残忍的。因为刘少奇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并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刘少奇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并强调他在六十年代初经济政策上和毛的区别。〔1〕还进一步用经济政策上的区别来模糊和掩盖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对于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却大都从他这个单一身份的角度,有意无意地推演出毛泽东“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刘少奇)相当被动,”“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等等。〔2〕而对于刘少奇对发动文革的态度和他领导的文革初期的运动中实际上做了一些什么,却语焉不详,极少提及。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前者可以从罗瑞卿、邓拓和文革初期大量受整的被迫自杀者的遗书作证。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3〕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4〕后者则可以从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十余年后和他被正式平反后,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表白中得到佐证。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5〕

事实上,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根本就不在于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无论是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了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绞尽脑汁除之为快。

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预演

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那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号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在今天中共官方有关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关系的论述中,大都说成是“深刻分歧”,〔6〕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条件下、有组织的充分发扬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个人专制加无政府主义)对付假想敌人,走向极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这一说法把刘少奇实在美化得离谱。且不说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设想有它的形成过程,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即便是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就想发动文革,刘少奇也决不会出来抵制。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运动”中的真实表现,刘少奇非但跟着毛泽东的“左”调亦步亦趋,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独创。考诸史实,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与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相互影响之效。也可以说,在帮助毛泽东形成和发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刘少奇大有推波助澜的“贡献”。

“四清”运动起源于1963年2月11日至28日的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了12日和13日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刘少奇对这个将要开展的政治运动的定调是:“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倒是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仍然只是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9〕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还以和苏联坚决斗争的“反修专家”的身份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很显然,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3个月后,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写下了和这一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得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毛的这一论断,不仅在当时就把“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后来更成了他发动文革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在毛形成他文革理论的过程中,刘的一些激烈的“左”调对毛无疑是有着启发性和鼓励性的。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6月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再如,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其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这里,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刘少奇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的样板和典型。它们分别是:1)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2)河北省的桃园经验(见“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3)天津的小站经验(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虽然这些典型都是毛点头同意了的,但刘少奇是这三个档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其中还有刘少奇的纯个人的独创――“桃园经验”。正因为毛、刘的高度一致,在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才在1964年8月5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应当客观地说: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他们的一个蜜月期。

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这三个“四清”经验,尤其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手创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本人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甯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桃园经验”。然后,又在刘的安排后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随后,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区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的“桃园经验”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是说了一声“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16〕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9月1日便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事实上,王光美在全国作“桃园经验”报告的风光,就极大地刺激过江青的政治野心。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要陶铸通过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让王光美作报告,当时江青就在“屏风后面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对此十分不满”。〔17〕

其次,刘少奇的倡导的“桃园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在50年代末期,早已经有了人民公社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在四清运动中重新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的力量,还多次颁发中央文件给予肯定。〔18〕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更进一步搞出在贫下中农里秘密“扎根串连”来重组现有体制外的“阶级队伍”的办法。文革初期,北京大、中学校的一批高干子弟――包括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内--纷纷策划在他们这帮贵族子弟的圈子里“扎根串连”,成立“贫协”、“红卫兵”这样的秘密组织,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些“四清”经验的影响。在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的档中,又都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了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19〕在具体的发动群众的方法上,“大字报”也曾是常用的形式,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中,“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反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完全是文革“四大”的架势。从“四清”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合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0〕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的“全面夺权”,那一条演绎发展的线索还是很清楚的。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21〕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少奇挂帅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联盟、集团共五千七百六十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人。〔22〕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连最近研究“四清”和文革关系的国内学者都已经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都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23〕对此,刘少奇是毫无疑问要负主要责任的。在这一方面,倒是毛泽东在1965年1月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规定了一些有利于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方法和政策”。〔24〕

至此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刘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搞得比毛泽东还要“左”,为什么他们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会发生争论呢?这是不是说明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呢?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次会议的特殊的背景:毛刘的争论发生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那个会议是毛泽东在盛怒中把已经解散了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地主要领导再重新叫回来“继续开会”的。这里是国内历史学家肖冬连的记述: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里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25〕

无疑,这个和刘少奇发生冲突的会议是毛泽东在龙颜大怒(“大为恼火”和“忍无可忍”)的心态下主动要求召开的,换句话说,毛泽东是主动地、是有备而战的--他一定会向刘少奇主动发难,找碴。但是,如果理由仅是说自己插话的时间不够,或者他没有出席会议的闭幕式,最多不过是一个对他“不够尊重”的问题。毛泽东是一个上纲上线的好手,他会想方设法地把触犯了他个人“龙颜”的人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打倒。即便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分歧,他也会抢占道德制高点,蓄意制造出重大理论分歧来,甚至不惜出尔反尔地批判许多他过去完全同意和提倡的东西。1959年的的庐山会议,他原来和彭德怀在反“左”上是一致的。但当他一旦发觉彭德怀的信触犯了他的个人尊严,立刻把整个会议变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进而把彭德怀等人从理论的高度打成“反党集团”。这个毛泽东主动召开的会议,从1964年12月20日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到1965年1月14日制定《二十三条》。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上,毛泽东先是抓住了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为极“左”的理论:“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刘少奇的提法在以前的中央文件里都已经有过,而且毛都是同意了的,刘当然是一时转不过马上否定自己弯来,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一下子更使得毛恼羞成怒,对他的批判更全面地上纲上线了。毛在这次会议上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在12月26日他的生日宴会上批判刘少奇主张的“蹲点”;在1965年1月3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在1月5日批刘少奇工作队的“人海战术”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6〕这里应当明确的是:所有这些被批判的刘少奇的理论和方法,都非但是毛泽东批示同意过了的,还是他大力提倡了的。

在毛泽东出尔反尔地制造出他和刘少奇的重大理论分歧的同时,他还戏剧性地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毛泽东在这期间甚至在党的会议上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7〕可见,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触犯的“龙颜”--这才是所谓的毛刘“重大分歧”的实质。

大陆历史学家高华对突然发生的毛刘分歧,即“毛泽东为甚么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关键是:“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他在谈到毛突然转变对“桃园经验”的态度时说:“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高华还分析道:“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28〕

刘少奇对于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他在1965年1月13日下午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十七个中央和地方的大员的面,大作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检讨(注意:不是“重大理论分歧”的检讨)。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29〕但是毛泽东的反应却是:“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30〕--这是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自白,因为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所有经验和“原则”都是他本人批示同意和大力提倡了的。除了说明毛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变态心理,哪里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然而,如同毛在1970年12月28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承认的:正是这时他下了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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