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的惊人情史背后都有谁?
发布日期:2015-03-23来源:罗慰年新浪博客作者:司马璐录入:春雨
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司马璐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到延安。后在延安遭到政治迫害,离开延安,1941年被开除出党。司马路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在海外久负盛名,有中共党史的“活字典”之称。在其85岁高龄之时,完成近四十万字的大部头回忆录《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文中披露大量中共高层领导人早期鲜为人知的事迹。在书中第二部分“中共第一代人物”“第九章 情欲与政治斗争之间”一节,司马璐重点记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感情经历,信息量之大,内容之详实,堪称惊世骇俗。其中更是曝光“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多维历史本着“言论自由 观点多维”的立场转发此文,请读者对这段历史作出自己的判断。
 
 
周恩来的漂亮干女儿孙维世(中)
 
  政治、文学,和女人的世界往往有关联,很多政治上有魅力的人,在女人心目中也一样有魅力,有些女人常把政冶狂热的人物看作性感的动物。毛泽东一生中,多数的时间都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女人。在中共资料中,有的女人自称为“毛泽东的保卫员”,有的女人自称为毛的“忠实的学生”,有的女人自称为毛的“亲密的战友”。至于周恩来,对于女人的吸引力更在毛泽东之上。著名的左翼作家韩素音说过,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就像触了电似的,如果周恩来命令她去死,她一定会服从。
 
  前文说过,1937年我初到延安时因为年轻,最初触到我的神经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孩子,我总记得陕北女孩子多数很美。我印象最深的陕北美人(遗憾的是从来不知她的芳名),那女孩子不施脂粉,白皙皮主,有迷人的浅笑、优美的身段、温柔的举止,我对她虽属惊鸿一瞥,却毕生难忘。我记得她是陕北米脂人。《三国演义》中的貂婵也是米脂人。当年,对于我这个刚接触女孩子不久的少年来说,整个陕北的女孩子都是美人窝挑出来的。
 
  共产党人也是人,七情六欲都是一样的。有人说,共产党人的男女关系是“一杯水主义”。我的理解,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由于物质条件困难,男女挤在一间房内发生杂交,这只是个别的情况,不代表共产党有一杯水主义的政策。“一杯水主义”这个名词,最初是一位瑞典女共产党人柯仑泰说的,她认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男女就是杂交的,这种杂交就是“一杯水主义”。这是柯仑泰女士个人的意见。没有任何一份共产党的文件证明是提倡“一杯水主义”的。
 
  情欲与政治之间
 
  共产党人既然有七情六欲,当然也有男女之间嫉忌、争夺的男女私人情结,在中共党人的斗争中,其中有真正坚持自己政治立场的,这种斗争还是比较理性的、有一定原则的。但是中共的党内斗争,不少是因情爱之争而演变为政治斗争的,把情敌化为政敌,成为终生的政治敌人,斗得你死我活。相反的,也有利用“女同志”结成政治联盟的。
 
  我说到没有任何中共文件证明所谓共产党人的“一杯水主义”。但是,早期中共党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女同志是极少的,所以每一个单位都有争夺“女同志”的斗争。在那个时代,也有的女性为了表现自己的解放,女同志成了三角四角恋爱的主角。据早期留俄的老同志说,当年莫斯科的女同志,如果不拥有几个亲密的“男同志”,就可能被人讥为落后封建,早年中共领导人中的男女纠纷常常闹到党中央,党中央无法讨论,就由陈独秀裁决,陈独秀也因此被称为“大家长”。
 
  现在我讲几段早期中共领导人情爱与政治之间的故事:
 
  中共发起人之一施存统的夫人王一之,当年被称为“中共之花”。共产国际的张太雷以俄文翻译身份回国过上海,施存统请他到家中吃饭,张太雷一见王一之就动了心诱奸了王一之,不久公开同居,施存统气得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双目失明,直到他另外结婚,施存统改名施复亮(意思是双眼恢复光明)也恢复正常生活。这是中共初期闹得很大的事,当时因为张太雷属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共产国际说,只要张太雷的工作表现好,中共无权干涉他的私生活。
 
  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曾任中共中委。在上海,她的二家和单身的彭述之住在一座房子里。当年的向警予,也被称为早期最能干的女活动家,在公众场合,她言词动人,很有威严,一回到家,她要同时和两个中共要人鬼混,这事又闹到中央,陈独秀问向警予,你到底爱蔡还是爱彭,向警予说:“我不知道。”
 
  后来,蔡和森和向警予同时去了莫斯科,两个人心情都不好,蔡和森又和当时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结了婚,向警予和一个蒙古人结了婚。当时有一个说法是,李立三为了安慰蔡和森,和政治上争取蔡和森,故意把自己的老婆送给蔡的。蔡和森和彭述之为了争夺向警予,这两个人在中共五大中斗争激烈,后来成了终生的政治敌人。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原是中共创党人之一沈定一的媳妇,杨之华很漂亮,到上海大学时,上海大学全校引起了骚动。后来杨之华与沈定一的儿子离婚,与瞿秋白结婚。婚后瞿派去苏区,中央坚持要杨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当时党认为杨之华既然长得漂亮,可以利用她的女色为党作出很多奉献。杨之华当时的任务是和男同志假扮夫妻,她在假扮夫妻时为了拒绝“上床”,得罪过不少高级领导人。杨之华的公公沈定一后来退党,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共产党玩女同志,简直是赤白党。”赤白党是上海话骂人无赖的意思。反驳沈定一的人说,男女同志间为了党的工作,私人间偷鸡摸狗,不属反党,党是无权干涉的。
 
  贺子珍在西安
 
  中共名女人之间,有些谁是谁的妻子、爱人、情人,有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而且多数中共领导人是没有结婚形式的。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天,袁子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了酒菜,众好汉闹了一阵。
 
  上述这个故事,是当年井冈山一位老同志对我谈的。
 
  我初到延安时,贺子珍刚去西安。准备去苏联。当时延安对女同志的消息最敏感,也易于散播,有人对我说,毛泽东和贺子珍不断吵架,贺动了刀,对毛的生命有威胁,也有人说,贺子珍和毛的另一警卫员有性关系,毛泽东说贺子珍有了神经病。
 
  贺子珍到西安,是由邓颖超陪着去的。当时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秦邦宪的夫人刘群仙都在西安,杨子烈准备去延安,刘群仙准备去武汉。于是,四位中共要人的夫人聚在一走聊话家常,笑谈革命夫妻之道。
 
  刘群仙首先发言,她说:“夫妻都是属于党的,谁反党,就可以用手枪,把对方一枪打死。”
 
  杨子烈接着说:“我和国焘之间,什么事都会坦诚互相商量,夫妻既然是同志,应该互相尊重嘛。”
 
  邓颖超说:“政治上我听恩来的,回家恩来听我的。”
 
  大家催贺子珍讲话,贺始终低头不语。
 
  毛贺关系的破裂与毛江的结合,都和周恩来夫妇有关,当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跳舞,跳了几步,两个人的脸贴在一起了。这边厢,毛泽东正陶醉在温柔鄕;那边厢,山沟里出身的贺子珍怒火燃烧,一个箭步冲上去,打了史沫特莱一个耳光,又连声骂:“你这个洋婊子,到中国勾引男人来了,老娘撕了你。”毛泽东一方面把贺子珍推开,一方面高声喊叫:“把她拖出去,她再撒野,就毙了她。”
 
  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发誓永远不再见贺子珍。贺整天大哭大闹,党中央开会讨论,这事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贺子珍送到苏联学习,贺说我死活都不依,邓颖超好歹劝说,最后,贺随邓去了西安再去苏联。
 
  贺子珍走了不久,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的引导下认识了江青。(江青与康生是山东诸城同鄕,他们在到延安以后才相识)在江青和毛泽东还没有相交以前,江青在延安有一段故事,是外间从来没有报导过的。
 
  很少人知道,张国焘和江青也有过一段情,这是张国焘亲自对我叙说,他的夫人杨子烈也在旁加以证实的。经过大致如下:
 
  1937年,江青到延安,住在边区招待所,招待所属边区政府,(原称中华苏维埃工农人民政府,西安事变后改称特区,又改称边区)当时的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由林伯渠、张国焘挂名。张国焘正受到党内残酷斗争,由于中共的党内斗争在未获结论以前,高度保密,即使党内干部知者也并不多,所以表面上张国焘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首长之一,一般干部也还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当时“边区招待所”所长是金城。(后来做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有一天,金城把江青(当时还叫蓝频)引见张国焘,江青听“张主席”当然是大首长,从此每天都去看他。张国焘在边区政府无实权,除反覆写检讨外,也很清闲。
 
  我问张:“江青当时扯些什么?”张笑笑,他的夫人杨子烈女士接着说:“我一到延安,在边区政府闯见了江青,她从此就不来了。如果不是我这个黄脸婆及时赶到,说不定江青已经当了张夫人了。”
 
  我们三人皆大笑不已。
 
  张国焘最后向我解释:“我那时也的确无聊得很,江青既来之,则应之。”
 
  我问:“江青当时对你的兴趣,会不会出于一种政治任务呢?”
 
  张答:“我当时看不出。”
 
  延安初见江青
 
  我于1938年一月廿八日,在延安大会堂(原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一个晚会上见到江青与孙维世合演话剧,不久,延安即传出江青追求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徐以新,徐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共二十八个半标准的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而徐以新又正在追求年轻漂亮的孙维世。其后,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合,结束了上一传闻。江青当时在延安女同志中,算是个尖儿,她会唱歌演戏,跳舞也跳得好,能写文章,善于骑马,缝得一手好针线为同志补衣服,又为女同志美容等等,多才多艺,当时大家都喜欢她。
 
  这些是我当时对江青的直接印象。
 
  我当时年轻,有时无聊,注意到毛江相恋的过程,延安有一部仅有的中型汽车(等于大陆一般所称的面包车)是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作救伤车用的,车上还漆有“海外华侨献给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这部车留在延安作了毛泽东的私人座车。我注意车停之处,毛江可能就在附近出现,当时从白区到陕北的男女青年,住了一段时间往往都抛弃过去的盛装,改作大兵装了,江青一直穿着她上海时代的海勃绒大衣,相当招摇,引人注目,所以我往往能从很远处就会认出她。我在延安,喜欢参加晚会,我留心到,晚会中最好的前座总是留着两个座位给毛泽东,当毛和江青在晚会中出现,会场鼓掌,毛江也跟着鼓掌。
 
  毛江相恋时,中央高层确实有过重大的争论。我们下面的同志,不知其详。但是,男女之间的事,不论怎么小,往往最容易传出。何况毛江相恋已不是什么大秘密,党中央所讨论的只是他们能不能正式结婚问题。当时周恩来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和王明保持一致,但在毛江问题上却不相同。王明公开反对毛江正式结合,我听他亲自说过:“领导人不应乱搞男女关系。”有一位接近王明的同志对我说:“江青月经不调。”我不懂“月经不调是什么意思,”那位同志说:“月经不调就是不健康,不健康就不适合和毛主席结婚。”
 
  很多年以后,我才在中共资料中找到“月经不调”就是暗指江青有政治问题。当时向中共中央提出有关江青的问题的有:北方局的情报负责人王世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的秘书杨帆,都说江青过去的私生活糜烂,有“公共汽车”之称。也和国民党人员关系嗳昧……。
 
  当年周恩来力挺江青,说她在上海地下工作中表现出色。贺龙也说了一句重话:“主席要个娘儿,你们管得着?”结果中央通过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江青可以作为毛泽东的主妇,不得参与政治。
 
  毛、江、周关系微妙
 
  1938年十一月,毛泽东请了客,周恩来、张闻天、康生、朱德、刘少奇、王若飞、贺龙等都到了。周恩来和康生还即席讲了话。
 
  周恩来说:“主席、江青同志,你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江青对着周恩来,作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然后,深情地说:“周副主席,我永远忘不了,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
 
  接着康生说:(康生和江青是同鄕,在延安互认为师生的)“为了党的工作,主席与江青同志的结婚,也是党的一大喜事,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比我强多了,真是主席的好帮手啊!”
 
  毛江相恋很显然是周恩来促成的,周恩来当时为什么这么做呢?据我的了解,毛周关系几度分合,缠斗不已,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开始提刘(少奇)压周。周恩来这个时期给毛泽东送上江青,江青这个角色很像中国历史上西施或貂婵的故事。
 
  贺龙也讲了话,他说:“堂堂主席,讨个娘们儿当然是件大喜,今天主席给我们喝喜酒,主席,你要多请我们喝喜酒啊!”周恩来感到贺龙这句话说得不妥,阻止贺龙再说下去,周说:“你醉了,酒喝多了。”任弼时喝道:“贺龙同志,你胡说什么,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后,继续与周恩来保持密切关系,是私情还是毛周政治合作的需要,不得而知。1939年七月,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几乎导致残废,当时中共对此事极力保密,但是知道的人还是不少。
 
  1940年我快离开延安时,见到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南门外小校场一座临时搭的戏台上拍戏,由著名左翼导演袁牧之拍摄。我在归途中遇到任白戈,他问我从哪儿来,我告诉他,我见到毛江拍戏的经过,他摇摇头,然后对我说:“千万别对人说啊!”
 
  很奇怪,这段毛江同台拍戏的事,在有关毛江记录中,从来没有人写过。
 
  如上所述,江青舞跳得很好,舞姿高贵而洒脱,许多男女同志都表示欣赏,向江青求教,而毛泽东偏不喜欢和江青跳舞,毛泽东喜欢年轻女同志跳舞,不断换新的。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舞跳得好,女同志喜欢和周跳舞。毛泽东很留心周的舞伴都很漂亮,周很机警,一觉到毛看中的女同志,立刻就拉过去送进毛泽东怀里了。
 
  周恩来在政治上善用“美人计”是毫无疑问的,周把美人送出,邓颖超也求之不得,周的“美人计”,得到邓颖超充份和高度的支持。
 
  1953年,毛泽东提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为中央主席秘书时,周恩来提议加上江青,后来中共中央有过文件,这是江青从毛夫人到合法参政的开始,又是周恩来替她开路的。
 
  毛江婚后还有一段插曲,江青的第一任丈夫黄敬,也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中共八大中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担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兼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这时江青不但是毛夫人,也是毛的秘书,黄敬在见到江青时,随手在江青身上一拍,江青大声尖叫,惊动了毛泽东,毛把黄敬叫来大大的辱骂了一阵,不久黄敬自杀身死,另一说黄敬是被毒死的。
 
  周恩来、张若名之恋
 
  我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资料,张若名是周恩来身边的第一个女人。法国“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二十世纪“二〇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天津的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了一个叫“觉悟社”的团体,据搅悟社成员之一谌小岑(也是我的兄长)回忆,周恩来与张若名早已认识,他们同时参加了觉悟社,当时这个团体有个规定,会员活动时,一男配一女,由抽签决定,当周张配成一对时,他们欣喜若狂。从此,他们手牵手地共同参加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这一对革命情侣,当时羡煞了许多同志。张若名是才女,她写过一篇《急先锋的女子》很为轰动。
 
  邓颖超也写过文章,周恩来与张若名的爱情赛跑中,开始杀进了邓颖超。颖超比若名小二岁,恩来叫她“小超”。1920年一月,周恩来、张若名同时被捕,九月获释,十一月他们就双双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周恩来到法国以后,若名在身边,小超常通信,周旋于两女之间,初露了周恩来圆滑的政治才华。邓颖超后日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你伯伯没有和张若名结合,是因为他当时坚持独身主义。”
 
  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三角恋爱的关系,张若名当初是胜利者,最后却以投河自尽而告终。邓颖超当初处于下风,因为她一直留在国内、创造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在巴黎热恋时,这时中国国内正酝酿国共合作,邓颖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她先后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于是国民党的“太上皇”,邓颖超与鲍罗廷夫妇非常亲近,也因此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普遍熟悉。
 
  当周恩来回国后,1924年底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邓颖超是个幕后对鲍罗廷有影响力的女人,周恩来认识到“小超”的威力,1925年周恩来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与邓颖超正式结婚。此后,周恩来在国民党一路升官,甚至一度非常赢得蒋介石的信任,都与邓颖超的幕后铺路有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邓颖超当选候补中委,排名在何应钦等国民党元老之前,当时的周恩来是榜上无名的。所以,周恩来抛弃张若名与邓颖超的结合,很像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如,与宋美龄的结婚一样。都属于政治婚姻!
 
  1955年四月,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回国,经昆明时与张若名秘密会见,当时张若名是大学教授。1958年反右期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邓颖超为张若名料理后事,并且掩瞒真相。不久,张若名的儿子也自杀了。
 
  周恩来在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以前,是信仰道教的。周恩来当时写过一些宣传道家的文章。中国所谓道家,尊老子为始祖,留有“道德经”,后人有不同解释,其要点,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行为上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伦理上主张“去知弃己”,“情欲寡浅”,“绝仁弃义”。道家在情欲问题上是绝对自私,不受男女私情的束缚,换言之也就是无所谓情的。
 
  1918年二月七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夫妻不一定有恋爱,恋爱也不一定要做夫妻。当时他二十岁,他要做一个独身主义者。周恩来政治上是个弄潮儿,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个弄潮儿。
 
  周恩来永远是一位男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的交叉性格,他在男女关系上如此,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周恩来如果不是政客,也是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周恩来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他不主动,某些女人也会自动缠他。著名的媚共作家韩素音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周恩来”,觉得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受到了直接的冲击”。韩素音的文章一再提到:“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说你死,我就说好的,你看什么时候执行!”
 
  周恩来的饮食很讲究,爱吃鱼类、海参、梅菜扣肉。在中共正式记录中,中共建政后,曾有宋庆龄从上海用飞机运大闸蟹和鲥鱼到北京给周恩来尝鲜。周恩来喝酒海量,而且对酒质很有研究,茅台和五粮液的等级,都是周恩来品尝后定位的。
 
  周恩来这个人的形象,也和酒一样,令人感到清、香、醇、纯。他在任何场合,一出场就令人感到他是一位美、秀、娇、甜的可人儿。他的舞姿舞步,也可用洒、脱、雅、活四字来形容。他在政治手段上,精、刁、细、狠,就是《水浒传》中的阎婆惜了。总之,周恩来在外表上具有获得女性喜爱的诸多条件。

添加评论

登录以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