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遥遥归宗路•哀哀赤子心(1)
发布日期:2015-04-01作者:蒋孝严录入:春雨

第一章 遥遥归宗路·哀哀赤子心  

   江西南昌的章家和浙江奉化的蒋家,原先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不会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   

  从小到大,心中的蒋家就是那麽高不可攀,怎麽样都和它沾不上边。它主宰过全中国的命运,在国际上叱吒风云,不可一世。章家书香门第,却是寻常人家,每天挣活求温饱,从未奢求闻达;数代以还均与国事无涉,几与世事无争,只想在恬静中过活。日军侵华的战乱,章家开始东躲西藏、四处逃难。一九叁九年为避战祸,从南昌老家辗转南迁,到了相距五百公里之遥的赣州。   

  从未想到,章家一位纤弱的女子,会和蒋家第二代中的翘楚,不期而遇。他从苏联回国不久,雄心万丈地选定赣州作为培植政治势力和班底的根据地,既练兵又组训,励精图治,并打出响亮口号,要把它建设成全国的模范之地;一夕之间,风起云涌,成了各地青年崇拜的偶像,各省前来投靠的精英络绎於途。   

  就在这个历史的偶然里,先母随家人迁徙到完全陌生的小城,意外地与一位英雄似的人物,编织起凄迷的爱情故事。蒋家和章家日後千丝万缕的纠葛,於焉开始。   

  从赣州到桂林,先父母共度两年多的美好时光,和其他年轻恋人一样,有对爱情的憧憬,也遇到现实生活中的难题和挫折,有欢笑有泪水,也有互诉衷情、私订终生的山盟海誓。  

蒋章之恋觅结局   

  当身世不再是秘密,相关资料也逐渐散见两岸报道时,我决定设法去了解更多,尤其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间先父母的交往情况,就算是偶尔风闻到一些蛛丝马迹,或是有人转述的传闻,我都侧耳倾听记录下来。   

  经国先生一九八八年过世後,我搜集到类似以“蒋经国与章亚若”为名的书刊甚多,及数十篇的记述文章,但是,有关赣州部分的描述,则多属重复转载或抄袭居多。虽然有价值的“新资料”有限,但仍有助於以抽丝剥茧和去芜存菁、相互对比的方式,清理出若干问题的脉络和细节。   

  整个赣州故事的过程和内容,知道最清楚的只有一个人王升。他曾以长辈身份代替父亲照顾过我们,对於六十年前的往事,他是分次向我们断断续续地叙述,在若干关键点上,却又刻意保持模糊。在他一九九叁年出版,由别人代笔的回忆录《王升与国民党》中,强调他如何受到经国先生的感召,从赣南乡下赶往赣州去投靠,并深受器重而不次拔擢,有知遇之恩等等。他追忆了无数在赣州的工作细节,但令我不解的是,却只字未提及先母,他们不仅是青干班的同班同学,且颇有私谊,坊间甚至盛传,先父和先母相识,他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一次王升很诚恳地向我和孝慈描述他所认识的先母,他说先母“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洒有力,抗日爱国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伤患工作;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过几遍,即可上口清唱。当时是班上的灵魂人物,同学们均以‘大姐’称之。”有一天他还特别强调,先父母是“真心相爱”,约定要“永相守”。既然王升对先母认识甚深并有私交,在回忆录里却只字不提,显得极不自然。   

  先母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下午猝逝,不及留下遗言。四十六个年头之後,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叁日下午,经国先生也是在一种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大量吐血後宣告不治,也未及交代後事。我在想,他们临终弥留那一刻,是不是都还同样惦念着那个相互约定但未能遂的心愿负责任地要两个孩子早日归宗? 

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    

  “孝严、孝慈要不要回到蒋家?”“孝严、孝慈能不能回到蒋家?”过去几十年在台湾社会里,确实引起了许多人的关心和好奇。不少人是发自内心的关切,也有的只是抱持看戏的心态。    

  “能不能回到蒋家?”我很早就认定,若无主动作为,这个问题将永远不会有结果!经国先生过世後,蒋家里面就更不会有人为这件事采取行动了!    

  自先母在桂林遇害数十年来,章家大小有多数的时间,过的是一种“自我身份放逐”的日子,从来不敢张扬自己的身世。还记得在念初中时,听到二舅和外婆多次当面否认别人好奇的询问:“这对双胞胎是不是蒋家的骨肉?”他们回以极不自然的笑容,却明确地说:“不是,不是,……不要乱讲。”我不懂这些对话的意思,但一直忘不了挂在他们脸上那种尴尬的表情。外婆很痛苦地告知我们实情之後,还要我们把它藏在心里,不要对外走漏,她真的担心会进一步惹来杀身之祸。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敢承认,对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这种内心长期的煎熬,绝不是蒋家其他成员所能体会於万一的。   

    章家在新竹之所以过得那麽困顿,当然是有人为了要保诱经国先生及蒋家的声誉,使得章家大小无辜地做出了牺牲。经国先生一定交代过王升要妥善照顾远在新竹的章家,最初几年,王升确实尽了力,也办到了,但後来由於王升和二舅舅没相处好,全家一下子陷入难以置信的窘境。王升不会也不敢向经国先生报告那种穷困的实情,经国先生还以为他两个在新竹的孩子一直过着无忧无缺的生活;他更可能误以为,孝严、孝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所以也从未影响到心灵的平静。有许多事,他确实被部属隐瞒住了。    

  新竹的苦日子只是其中之一。当我和孝慈成年後,王升告诉我们,他叁不五时都会将近况向父亲报告。但王升一定未曾告诉父亲,我们念中学时就晓得自己身世,以及因它而带来心理上难调适的痛苦。设若父亲早就知道,我们十六七岁就揭开了这个密,而渴切盼望着父爱,他应当不忍心在我们各自成家之後还不安排会面。

为母亲讨回公道    

  在我们考虑“要不要回到蒋家”时,多少有些情绪和意气的成分。一九九二年,孝勇可能因为健康恶化,也可能因为经国先生过世对他打击太大,突然发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再有一呼百诺的能耐,在心理上不易调整,加上我和孝慈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各有长进,所以对我们“认祖归宗”之事,一反几年前的正面态度,竟向媒体说叁道四,令我和孝慈有无比的难堪和委屈,也激发了内心的反弹与不满,更让我们不能接受关於“回蒋家”这件事,可以由某一个特定的人或少数人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只依情绪来论断。受到这种外来的刺激,“回蒋家”反而成为我和孝慈生命中必须的坚持。尤其想到先母在蒋家的身份未明,为了讨回一点起码的公道,成了为母亲尽孝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针对蒋家少数人排斥性的谈话,我和孝慈去看过王升,并且抱怨说:“我们向来没有求过蒋家什麽,今天经由各自的努力,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内阁’阁员,在任何家庭里面,都算得上是争气的孩子,为什麽只是为了母亲,想要还原本姓,却要受这麽多的屈辱?”    

  王升只有委婉安慰我们:“不必去理会这些,你们还是要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继续走自己的路。你们是蒋家之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它,也阻挡不了。”隔了两天,我也为这件事去看过《中国时报》的余纪忠董事长,他直截了当地说:“你去和蒋家少数几个人计较什麽?只有蒋家欠你们,你们又没有辜负蒋家,老天会还给你们一个公道的。”    

  对於要不要“归宗”,社会上尽管因思考角度不同,会有些微差异的看法,但是,对章孝严和章孝慈是经国先生之後的认定与接受,则无二致,毫不怀疑。当我和孝慈体察到这层障碍居然来自蒋家本身,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挣扎,尤其体认到其中许多能否成事的因素不在我们掌控之中时,只能无奈地说:“对归宗的事,我们不急,一切顺其自然。”事实上,不是不急,只因为我们一点把握都没有。只要想到先母未能如愿地在生前走进蒋家门就含冤九泉,为人子的却还要对外说出不急着归宗,我们的心就在滴血。    

对子孙的交代    

  随着经国先生的过世,蒋夫人隐居美国,蒋氏家族在台湾政坛上的影响日益式微。蒋家第叁代的壮丁,也在十年里急速凋零。在蒋家当权之时,我和孝慈都必须隐藏在暗处,从未与至高的权力和荣华富贵沾过边。    

  蒋家不再当权後,我们反而觉得应当是回到蒋家的时候,不是去问蒋家还能给我们什麽,而是问我们能继续给蒋家什麽。其他的暂且不说,就只要平顺地处理好上一代留下来的难题,应当就是为先人做了一桩重要的事。    

  就如外界所说,发生在蒋家叁代当中的各种故事多到不可胜书,其中更有不少的罗生门,一直以讹传讹地流传着。如果我对“蒋章之恋”,都不设法将它一层层不必要的神外纱揭开,或者畏首畏尾而不去面对现实、还原真相,先父母的故事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相关当事人的一一作古,加上好事之徒的绘声绘影或刻意扭曲,注定又会成为掉进黑洞里的另一件“罗生门”,有关实情将永难重见天日。    

  这个不幸的故事是由上一代起的头,在我还有能力影响到它後续发展的情节时,怎可逃避而不尽力让它能有相对圆满的收尾和结局!不要让它的破坏性,偏差地再延续到後代子孙。我们已经十分无辜地忍受了一辈子,我的下一代,没有任何理由,还要承接这种无比的残害;还有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也有责任让他们所面对的,将不再是前人恩怨所污染的一个环境。当我的子女被问到自己家族问题时,会很自然且不再有纠缠我一生的畏缩,能很骄傲地说:“我们是浙江奉化蒋家的後代。是父亲把我们带回到蒋家的!”    

    不论站在母亲的角度、父亲的立场,还是出于对子孙的交代,我别无选择,只有承担一切,排除万难,去走完这条十分崎岖的道路。     

祭拜祠堂先认祖   

    台湾的蒋家,从来没有对我和孝慈开启过回家的大门,但是,在大陆家乡奉化溪口的蒋氏族长,却为我们敞开了一扇窗。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四日,经国先生过世九年之後,我时任“外交部长”,意外接到浙江奉化溪口叁位蒋家族长蒋中伟、蒋宝祥及蒋嘉富的联名信函,诚挚邀请我带妻小去蒋家祠堂祭祖。信中强调,要认祖归宗便要先来祭祖。以当时我担任“部长”职务,要前往大陆,几不可能,因为台湾有不准政务官进入大陆的规定,而且严格执行。所以,那封信便被我锁进抽屉,不仅没有复函,连美伦我都未曾提及。    

  二OOO年三月十八日台湾“大选”,民进党获胜。五月二十日国民党交出“政权”,对在台湾“执政”五十年之久的国民党而言,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局!我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後,我和许多所谓“前朝要员”一样,将离开“政府”,回到民间。   

  自从一九六八年二十六岁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特考”进入“外交部”服务,到二OOO年五月二十日离开“政府”岗位,出任公职转眼共叁十二个寒暑。在这叁十二年的岁月,回头细数所经历的党政职务,项数之多,在岛内鲜有人能超过,依照派令先後次序包括了:“外交部”荐任科员、“驻美大使馆”叁等秘书、二等秘书、“外交部北美司”科长、“外交部”专门委员、“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常务次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 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多达十九项,若加上“民选国大代表”,一共有二十项之多,其中确有属“党政高层要职”在内。    

  二OOO年我办理退职时才五十八岁,以这个年龄若就“告老返乡”、“安享馀年”,未免太早了!我不会允许自己这麽做,面对新的未来,我勇敢而坚毅地做出了第二个生涯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