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女婿是经国•岳母苦一生(1)
发布日期:2015-04-03作者:蒋孝严录入:春雨

第三章 女婿是经国·岳母苦一生  

    母亲的猝逝,对外婆来说,是永远的痛,让她突然沉默寡欢,一直熬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得以返乡和战後分散各处的家人陆续团聚,才让外婆脸上重新露出笑容。尤其亲手抚养的一对双胞胎外孙,正天真无邪地一天天长大,天下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比这对双胞胎带给她更大的满足和安慰了。可是,这样的安逸岁月,又被一九四九年的巨变击得粉碎,外婆对未来的憧憬也瞬间破灭。

 

军舰护送到台湾  

    外婆後半生,和先母与经国先生之间的情缘完全纠葛在一起,一开始就被拖累,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母亲在桂林亡故,丢下我和孝慈,经国先生当时还在赣州专员公署,第二天就派王升告诉外婆,要她尽快从赣州赶到江西万安县,去接应由四姑亚梅与桂昌德、王制刚等从桂林护送到万安的我和孝慈。两年後,外婆又从万安县搬到贵州的铜仁,去投靠做县长的长子浩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才迁回南昌老家,过了叁年太平日子。一九四九年又东渡来台。在此之前,外婆的生活原本平静而单纯,虽非优渥,至少称得上小康,不仅子女有成,且孙辈绕膝,正可悠地安度晚年。   

  军舰护送到台湾   

  母亲的猝逝,对外婆来说,是永远的痛,让她突然沉默寡欢,一直熬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得以返乡和战後分散各处的家人陆续团聚,才让外婆脸上重新露出笑容。尤其亲手抚养的一对双胞胎外孙,正天真无邪地一天天长大,天下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事物,能比这对双胞胎带给她更大的满足和安慰了。可是,这样的安逸岁月,又被一九四九年的巨变击得粉碎,外婆对未来的憧憬也瞬间破灭。   

  外婆在来台之前就有预感,往後的日子一定会完全走样,但她并不怕苦,她对逃难也习惯了,令她唯一忐忑不安的是这对小外孙,要远渡重洋到一座陌生的海岛,面对全然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安全吗?要怎样保护他们,才不会受到伤害?她自己年龄一大把了,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归乡?最初她对举家迁台是有保留的,她不想离开南昌,但经国先生几次派王升来劝说後,她拗不过,才勉强同意和家人再次分手、远离家园。一九四九年七月,王升弄来两部汽车,章、王两家便在酷暑大热天,从南昌一路开到厦门。章家住进一家普通的旅社,稍歇近月,才挤上军舰横渡台湾海峡,在海上过了一整天後抵达基隆港。   

  五月二十六日,经国先生刻意安排我们搭乘的忠字号一O登陆舰,因为装有故宫文物和中央银行的黄金,有特别的戒护,他比较放心。起锚前,他还赶到厦门上船,以巡视古物及黄金是否装载妥当为由,来向外婆道别,并看我们这对双生儿子最後一眼。外婆绝没想到,到台湾後,衣食不缺的日子只有短短几年,没多久就发生变化,不仅无法维持起码的水平,连生病都住不起医院,吃跺鸡蛋成了难得的补品。相隔不到五、六年光景,原本身为县长太夫人的尊荣,转眼成空,一下子成了好遥远好遥远的往事。现在要自己洗衣、煮饭、缝衣服、做布鞋、看店面。外婆没有因为日子艰辛而怨天尤人,只在寂寞无助时刻,特别思念在大陆的儿女,尤其一想到那最善体人意的女儿亚若时,便会独自躲进房里轻声叹息和偷偷饮泣。   

  我依稀记得在五、六岁时,曾和外婆在南昌一起住过的那幢两层楼房的模样,前面有个小天井,座落在南昌市章江门井头巷六号,离我念过的宏道小学很近。记忆中,整幢建筑还有些气派。

落脚新竹   

  外婆一到台湾,便跌进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品质与以往相较,有天壤之别。加上二舅舅若经商失败,还会与外婆偶生龃龉,精神上难免苦闷,益发使得她怀念没来台湾的子女。   

  她晓得大儿子浩若相当干练,深受经国先生器重。大舅浩若曾和王永树将军同在东北共事,除了能力受到赏识外,也由於有层妻舅关系,经国先生指派他先後出任贵州铜仁县、辽宁法库县和江西浮梁县(又名景德镇)的县长。在南昌章江门井头巷的那幢二层楼房,就是一九四七年大舅在法库县长任内,寄钱给外婆买的。根据先母生前好友,也是在南昌葆灵女中的同学桂昌德事後透露,这一大笔钱事实上是经国先生给的,交托大舅转给外婆而已。经国先生处理先母这段感情,不仅没有避讳,而且是以负责任的态度和章家人来往。   

  王永树来台後曾出任安全局局长,有人指称,若是大舅舅能在一九四九年来台,肯定有一番作为,而我们在新竹的景况,绝不至那麽不堪。原本大舅舅有意来台,只因一九四九年初前往浮梁县上任不久,不及交卸赶回南昌与家人会合,只好要妻子纪琛带着长子章修纯与女儿洛洛、铜铜,随外婆先行来台。   

  大舅妈纪琛的姐姐纪珍与其夫婿黑祥麟,一九四八年就从南京先抵台湾,黑祥麟在新竹机场空军第八大队电台工作,算是章家当时在台湾唯一联络得上的亲戚。这是何以外婆举家在基隆上岸後,决定未来行止时,会选择新竹市作为落脚之地的原因。一夥人还先在新竹郊区叫作树林头的空军眷村里挤了两个月。大舅妈的姐夫黑祥麟就是现在主持卡内基训练、颇有名气的武器专家黑幼龙之父。我和孝慈早年在新竹生活的状况,黑幼龙一定听过他家人提起,算起来,他和我还是亲戚。   

大舅全家受累   

  大舅妈在新竹没住多久,生活不惯,心也不定,一直嚷着要回南昌去找丈夫浩若。後来全家搬进新竹市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一间店面房子,两层楼一共五十坪,却住了十几个人,委实拥挤。记忆中每天生活景象,都是乱成一团。大舅妈和二舅舅若又没相处好,她抱怨二舅舅持家不力,对自己丈夫的生死未明更挂念不已,於是和外婆略做商量,便毅然带着叁个孩子循原路回南昌。   

  自一九四九年和大舅妈在新竹分开後,我们就没再见过面,一直到二OO二年我在立法院率团访美,於当年九月叁日经过洛杉矶时,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探听到她的住址。当晚参加侨界欢迎餐会之後,我和美伦专程探望久未谋面的大舅妈,那已经是五十叁个年头之後。   

  当年大舅妈从新竹由十七岁的章修纯陪同,带着两个稚龄女儿,千辛万苦地坐船重返南昌,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动乱中和大舅舅重逢,还非常意外地发现大舅舅比她先回到了南昌。   

  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多之後,一九五O年十二月在镇反运动中,大舅被捕,被判了十年劳改,服刑期满後辗转从东北黑龙江的劳改营回到南昌老家。几年後,文化大革命爆发,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又再度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受到批斗,未几,因承受不了打击,服农药自尽身亡。远在台湾新竹的外婆,因为音讯隔绝,对发生在长子浩若身上的悲惨结局,茫然不知。   

  陪同大舅妈从台湾回大陆的长子修纯,随即在不到二十岁的年龄,也被扣上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劳改,一九八六年获得平反。   

南京父子曾会面   

  一九四九年整个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老总统几乎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引退。美国政府更在关键时刻抽身,发表白皮书,使得恶化中的局势更是一千里;几经慎重考量,最後认定只有台湾这片土地仍可固守。父亲更在紧要关头,竟日追随老总统,参与整个政府东迁的计划,挑起了无比重担。正是焦头烂额之际,却还能惦念到两个双胞胎儿子的安危,曾明确指示王升如何亲自妥适照应外婆带领家人尽速赴台。父亲在万般困境里,并没有逃卸为人父的责任。   

  父亲只知道王升陪着我们从南昌逃到了厦门,厦门之後的情况,他就不清楚了。从军舰抵基隆靠岸到选择新竹市落脚,并不是父亲的交代。当时他可能自顾不暇,就是有心也难有馀力。   

  父亲情感浓郁,虽然母亲早逝,他总不时挂念着这对遗孤。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和外婆住在南昌,父亲突然差人带来口信,说很想念大毛、小毛这两个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样。於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妈带着我们,乘火车专程到南京和父亲见面。我和孝慈才五岁,模糊的印象中,去过後来从书本上读过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於和父亲在什麽地方见面?见面时父亲如何抱起我们?以及年轻的父亲长得什麽样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残留的记忆。这一段南京父子会面之行,大舅妈纪琛亲口在二OO叁年九月叁日於洛杉矶寓所见面时,向我和美伦转述。  

二舅与王升不合   

  外婆算是经国先生的岳母,一九四九年来台,一九六二年过世,在台湾整整住了十二年。在四千多个日子里,她不仅没有因为女儿为经国先生生了一对双胞胎,而攀龙附凤地享受过荣华富贵;相反的,这一层关系带给她的,却是一连串心理上的惊吓、恐惧、忧虑和不安,以及好多年物质生活上的煎熬与痛苦。有几次在她对许多事物感到心灰意冷时,曾幽幽地跟孝慈和我说,她真想住到庙里去。外婆是信佛的,在南昌时她供拜观音菩萨,到新竹後住的地方实在人多空间小,连好好摆座观音佛像的架子都没有。当她说想带发修行,我们感受得到她内心有多苦。   

  初抵新竹两个月後,二舅舅若一味地想要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外婆拿他没办法,只有把从大陆带出来的所有首饰细软,全数拿出来变现,才勉强买下中央路一百五十一号的房子。有关费用全是父亲要王升在我们离开南昌前,交给外婆的盘缠和安家费,里面有大头银洋和黄金金条,一共勉强凑到二十万左右的新台币,买下那幢只适合做生意并不适宜住家的店面。   

  然而,二舅想做买卖的点子是随兴而起的,没有详细地思考或规划,而且又不在行,一路下来,不到两叁年,从开委托行、卖烟酒杂货、代售《香港时报》、《青年战士报》,到开碾米厂,转行好几次,没有一件做成功,所有的钱全赔尽了并开始举债;加上他刚愎的个性,後来又和王升不睦,还和当时唯一的表叔周仲超闹翻、吵架,甚至於对簿公堂。周仲超是外婆的亲侄儿,外婆要我们喊他表叔,当时他官拜陆军上校,穿上军装来到新竹时显得非常神气,《新新闻》杂志社董事长周天瑞就是他长子。  

    表叔周仲超曾经在一九五四年带天瑞、天琪两兄弟,到新竹来向外婆拜年。天瑞和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亲表兄弟,小时侯见面的情形,相信他会依稀记得。当时我念初二,他比我们小几岁,可是他们的衣着很光鲜体面,还穿着皮鞋,比我和孝慈好多了,令我们心生羡慕。上校军官的生活在当时至多只属中等,但和我们在新竹过的日子相较,就风光富裕多了。天瑞、天玮两兄弟就像是大城市里孩子的典型,我和孝慈反倒像是乡下小孩。外婆对於有这麽一位上校侄儿,颇觉骄傲,且军官有固定月薪,经济状况看来就宽松多了。   

  二舅和王升之间,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无法相处,後来几乎停止了交往,原先父亲透过王升过年过节一年叁次送来的生活费用,也因此中断。於是,在日子几乎快撑不下去时,二舅只好硬着头皮向表叔周仲超伸手借了一万一千元应急,这在四十多年前也不算一笔小数字。根据外婆说,二舅曾每月支付一些利息,可是当借款到期,展延了几次仍无法还钱,後来连利息也止付了,为此,表叔还来过新竹讨债。由於无法解决,和二舅发生过口角,当然不欢而散,随後二舅被告到法院。当然表叔也是克勤克俭才会有点积蓄,看在和外婆这一层难得的亲戚关系上,才冒险将辛苦钱借给二舅,却没想到後来会血本无归,他的激烈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外婆来说,夹在一个事业有成的侄子和一个举债度日的儿子中间,真是苦不堪言,难怪外婆会有到庙里去住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