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苦命同林鸟•孝慈折磨深(2)
发布日期:2015-04-06作者:蒋孝严录入:春雨

思母抑郁终不起  

    孝慈後来身体变坏,和长期不舒坦、不开朗的心境有关。

    我真正警觉到他身体出了问题,是在一九八九年叁月,他打电话告诉我,一个月前的农历新年假期,他独自到一间庙里去住了几天,有天夜里突然胸部和胃发生绞痛,痛到几乎在床上打滚,冷汗直冒,忍到天亮,情况才缓和下来,隔天就回家了。

    我一听,就要他去大医院检查,若不是胃有问题,就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千万不要等闲视之。他却不以为意,始终未去找过医生。

    万万没想到不到几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竟然在北京因脑血管病变,就此不起。   

  当时孝慈一行投宿在北京友谊宾馆,事发当天清晨八点多,同行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在餐厅久候,不见孝慈下楼用餐,於是上楼敲门,久久没人回应,转而打电话进去,也没人接,警觉到情况不妙,立即找来服务员破门而入。一进门,惊见孝慈穿着睡衣,盖被仰卧在床,早已不省人事,棉被上还残留着几块褐色的呕吐物渍,瞬即召来救护车紧急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急救。经诊断系脑干出血,最严重的中风!   

  接到噩耗时,我正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访问美国,在波士顿出席欢宴,晚上十点回到饭店就接到程家瑞来自北京的电话,震惊悲痛之馀,决定中止行程,拟即刻从美国径飞北京,只望能尽速赶到医院陪他。  

人道特许赴北京   

  当时两岸间的实质交流,方兴未艾,根据台湾地区人民进入大陆地区许可办法第五条规定:禁止公务人员赴大陆地区奔丧、探病,我身为阁员,自在被禁之列。我心急如焚,当晚在波士顿十一点多,正是台北中午时分,我先试图向行政院院长连战请示,他正在立法院备询,无法接听电话;我转而向李登辉报告这件不幸的事,他也是一惊,我表达想尽速飞往北京的愿望。後来再次电话联络连战的幕僚转报,请能同意我在此特殊情况下前往大陆。连战随即在立法院提出基於人道考量,建请特许我飞往大陆专程探视孝慈,当即获得在场朝野立法委员一致支持。   

  隔天,台北时间十五日,行政院宣布基於人道立场,同意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以个人身份前往北京;对连战排除困难,破例放行,令我感念不已。一获知台北放行,我即从波士顿飞洛杉矶转搭国泰OO五班机返回台北。   

  十六日清晨抵中正机场,美伦已在入口处等候,遇此变故,感慨万千,相拥落泪,她还为我加油,要我振作,侄女友菊也在机场等候。孝慈出事当晚,弟妹赵申德即由劲松陪同搭二十时叁十分班机飞港,隔日上午才转乘港龙九OO班机飞北京。我一抵台北即在机场转机前往大陆,只比申德迟到北京一天,一路同行的还有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十六日下午叁时二十分抵北京机场,大陆海协会副秘书长刘刚奇和北大罗副校长均在机场迎候。   

  当看到前来接机的劲松,我哭了出来,没想到孝慈命运会如此乖舛?怎会舍得心爱的一对子女?他一生都在颠簸崎岖、充满不平、不公的路途上奋力打拼,几乎没有喘息的片刻,到头来,他又真正得到了什麽?如今却被病魔一拳击倒!   

  他吃了不少苦,为的无非是想要很光荣地、抬头挺胸地做一个蒋家之後,但是他想回蒋家的愿望,一直到临终,都未能实现,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和不甘。

    後来孝慈在荣总临终时,我看见他眼角挂着一线泪水,我含泪用手将它轻轻拭去,我晓得他心中挂念的是什麽,我也清楚,那一线眼泪是为何而流。

    面对孝慈没有血色、苍白的脸,我告诉他请安心地走,归宗的事,我不会放弃!   

心碎北京行   

  在飞往北京途中,友菊坐在我右手边靠窗的位子,一路上不发一语,仅短短一两天,她像是成熟了许多,显得那麽懂事。飞机快降落时,因为已是寒冬,她自己悄悄地拿出手提袋里的毛衣、围巾、手套、一一穿上,看得我好辛酸,心里想,这麽乖巧的孩子,父亲却可能快要走了,不能再照顾她,不能再替她披上毛衣、不能再对她嘘寒问暖了。孝慈若是有知,该多麽痛心?   

  下午四点半自北京机场驱车抵达孝慈卧病的中日友好医院,门口挤满两岸及国际媒体;我由左副院长引导,随即前往病房探望孝慈。进到病房前,申德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谈了十几分钟。她说医生告诉她,孝慈是脑干出血,无法动手术,她心里有数,他几乎没有好转的可能,若只设法维持生命,也将成为植物人。孝慈从前曾在无意间告诉过她和孩子,将来若有什麽意外,他宁愿选择安详地结束生命,不要变成植物人云云。我点点头表示了解,但总要再尽力看看,万一不成,则尊重孝慈的意愿。   

  五点多,进入加护病房,孝慈躺在病床上毫无知觉,我轻声唤着他的名字,他双眼紧闭,没有任何反应,嘴、鼻都插着各种导管。看到从小一起长大的孝慈,竟然变成这种景况,心都要碎了,我泪流不止,一下子想到了可怜的外婆、母亲……,如果她们天上有知,该多麽心疼。申德望着孝慈,淌着泪喃喃自语地跟我说:孝慈一生到现在,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一直活在压力和无奈的情绪当中,唯一能让他高兴的,只有由他自己一砖一瓦独力建立起来的家庭!他爱孩子,孩子更爱他……”  

桂林祭母祈愿   

  我想到葬在桂林的母亲,不管是否迷信,我觉得一定要去一趟,求母亲能够保佑孝慈好起来。我和申德商量後,便由李庆平和刘刚奇陪同,於第叁天十八日上午飞抵桂林,经安排在下午叁时,驱车来到离桂林仅二十分车程,座落在市郊凤凰岭的母亲墓地。   

  我含泪将我和孝慈两家九口的照片放在墓前,随即焚香祭拜。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桂林,也是第一次向母亲上香,却是由於孝慈发生意外重病而来,心情激动万分,跪在墓前,低声祈求母亲务必帮助孝慈苏醒过来,能够继续为祖国服务、为家庭子女打拼 ……我早已满面是泪,难以自已。   

  在我这次到桂林前不到一年,一九九叁年九月五日上午九时,孝慈依照当时有关规定,辞卸了国大代表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党政职务後,以单纯的大学校长身份,获准赴大陆扫墓,来到母亲坟前。当时,也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与报道。孝慈抵达当天,天气非常晴朗,隔天扫墓时却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当孝慈哭着跪在地上,念着亲自撰写的《祭母文》:“……两家九口独我来斯,外婆吾父魂应相随……”顿时倾盆大雨,衣服湿透,脸上泪水和雨水混杂难分,在场不少人跟着掉泪。事後很多人都追忆说,孝慈的孝心动天,老天都陪着落泪。   

  北京方面对孝慈的医疗照应,是尽了全力。中央高层领导指示中日友好医院立即成立医疗小组,包括来自协和、北京等一流医院二十多位脑神经科权威,由左焕宗副院长为首,於十四日当天中午十二时为孝慈举行会诊。荣总派来协助的吴进安医生都认为,这已是最强大的阵容,也是北京能够动员的最大能量。   

  我在陪伴孝慈期间,就听到有人说,孝慈所受的诊治和待遇,是国家领导人的高规格了。在医院外好奇围观的民众也知道,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要员在接受治疗,但叫不出名字,有的便说:是蒋介石的一个孙子在医院里。申德以及劲松、友菊对北京方面的协助和努力,都认为没有话说,也非常感谢。   

相濡以沫兄弟情   

  我一口气专程飞了二十五个小时从美国来到北京,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在孝慈有难的时候在他身旁,不管他听不听得到我的呼唤、晓不晓得我的焦虑,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北京的医院里。一想到先母在桂林医院临终前孤独无助的一幕,就是要付出再多的代价,我一定要陪孝慈走完最後的一程。   

  我和孝慈很少分开过。最初,还有外婆依靠,外婆过世後,两个孤孤单单的双胞胎,几乎像弃婴一样,被放置在漫漫的人生大海上闯荡,虽贵为蒋家骨肉,却无法在最需要的时刻,得到最起码的关心或呵护;两人只有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一起在苦难中成长,感情就格外浓郁。对於新竹那段艰苦岁月,孝慈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叁日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那段剥花生充饥的日子》,以流畅的文笔做了平实动人的描述。我特将这篇散文,附在书後,作为了解孝慈心路历程的一个注脚。   

  我的青少年时期成长环境,和绝大多数的外省子弟截然不同。从六岁多起,就住在新竹市区中心,整条街上左邻右舍是清一色做买卖的本省乡亲,只有我们一家外省人,闽南话是从小在与邻居玩伴一道玩耍时自然学会的;另外,饮食习惯和台湾孩子更没有两样,一直到现在,我还会主动想去吃路边摊的小吃,比方说米粉汤、卤肉饭、肉羹、肉圆、鳝鱼面、润饼等等,这些都是自小就爱的古早味。我在许多方面很早就融入了当地习俗,这也是为什麽最初听到什麽地域观念而不解,且压根底我就反对什麽奇奇怪怪、十分荒唐的省籍情结   

  外婆在世时,和住在新竹街上的邻居处得很好,尽管她连一句闽南话都不懂,国语也不会,只会说江西家乡话,却能用微笑,甚至比手划脚来沟通。每次遇到地方上的大拜拜,邻居们会用大碗公装一些炸蔬菜、炒米粉、白切鸡什麽的,一碗一碗送给外婆品尝,外婆则会做一些米酒酿、粉蒸肉、包子之类的外省菜肴回赠。外婆尽管语言不通,但从未因而造成什麽摩擦或不快,她自己不会说闽南话,但要我和孝慈跟玩伴在一道时多学闽南话,甚至学客家话。   

  我们俩从小就是在这样对省籍包容的正确观念下成长的,这是为什麽孝慈和我从小对台湾这片土地不仅没有隔阂,而且有自然的情感,有时我用闽南话和中学同学聊到那段日子时,觉得自己是新竹人。 

血泪成史   

  孝慈从小比较内向,遇到委屈也不多话,了解身世之後,私下会有点自怨自艾,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内心的压力却使他对归宗之路感到消极而不抱希望;他曾幽怨地说,若不够努力,将来有可能落得像外婆一样,在新竹隐居一辈子,终生难见天日。但是,这股压力,又成了我们抗拒现实的力道与奋发打拼的支撑点。  

    孝慈在美国杜兰大学念博士时,必须利用寒暑假找不同的机会打工赚钱,来贴补学费。他先後在餐厅先做带位生(Bus Boy),再做服务生(Waiter),也在仓库佩着手枪担任过夜间保安,大热天还到工厂搬钢条,搬到手套破洞、手掌破皮,流出来的血将手套都染红……。孝慈就是经由如此近乎折磨的过程,才拿到法学博士学位。这些磨难,经国先生可曾知晓?经过这麽一段苦学历程,回到台湾,才有机会到东吴大学任教,总算努力没有白费,稍有差堪告慰的成果。他拿到学校聘书那天,打电话告诉我,他有股冲动,好想立即去告诉父亲经国先生,他是靠实力找到了大学教职,好让父亲高兴些。

    但是,每在此类时刻,我们就是见不到他,这种苦痛,不是天天能见到父亲的人所能感受得到。可是,我们仍然装得若无其事,还要继续勇敢地去面对外界、面对家人、面对未来!   

  孝慈长期的积闷,让他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九九四年冬中风,未再苏醒,一九九六年初告终!   

  如果,蒋章恋是老天执导的一则爱情故事,在情节铺陈中,章家自始即在弱势的一边、受害的一方。从母亲死因不明,外婆在贫困中撒手西归,二舅罹患严重被迫害妄想症、眼睛失明而潦倒以终,到孝慈思母心切,前往桂林祭母,旋因长期积闷在北京中风不醒,由我接运返台,未几病逝荣总,每一页都有血、每一字都是泪。   

  如果,老天能在故事起头的几个重要篇章里,注入一些较切合人性的布局,譬如说,在困苦的日子里,能让我们看得到归宗的曙光与希望,或让我们和父亲真能见上一面,孝慈的健康曲线,就不致於在後来一路下滑而一振不起,才五十二岁正值英年,就撒手西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