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同父异母缘•手足情意真(3)
发布日期:2015-04-08作者:蒋孝严录入:春雨

孤单的身影   

父亲病故时,孝武到新加坡任职还不及两年,闻讯即於第二天兼程返台。抵台次日,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五,他办公室林尚谦秘书来电说,孝武本想到“外交部”来看我,但因“外交部”记者太多,希望我能抽空在下午一点到仁爱路叁段松树园大厦八楼和他碰面。我准时前往,他显得非常疲惫,两眼布满血丝,不停抽着烟,见面坐定後,他就直接而诚恳地问我:“孝严兄,父亲前天过世了,有没有什麽我可以为你做的事?从前我们谈到这件事,可能觉得有些不方便,以後应该坦然了。”我感受到他的诚恳,也看到他良善的本质。我更感到安慰,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重要时刻他接纳了我。我回答说:“在父亲生前,我和孝慈从不愿意让这件事,增加任何人的困扰或心理负担,以後也是如此。”  

孝武接着说:“我们应该顾及到中国人的伦理和亲情,不知道你要不要到荣总去瞻仰父亲最後一面?”   

我答 :“孝慈昨天就来找我,谈了很多,当然希望能够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只是不晓得该怎麽进行,不能贸然前往,怕引起谈论;既然你主动提起,我很感谢,希望能尽快安排,在晚上都没关系。”   

孝武立即允诺:“我会马上和孝勇联络,要他安排好後尽快告诉你。”孝武是在前往新加坡之後,和我的交往才慢慢密切起来。起先,每谈到经国先生时都还是用“总统”称呼,到他升任驻新代表後,交往更多了,感情也随着增进,不久很自然地会在我和美伦面前改口以“父亲”来称呼经国先生。   

那天孝武显得异常失落,情绪更是低落到无以复加。他告诉我,元月十二日晚,他不知道为什麽几乎彻夜难眠,清晨四点就起床了,十叁日当天,他告假在家,中午去参加一个餐会,回程就接到台北传来的噩耗。他十分感慨也感伤地对我说:“以前因为身份特殊,被很多人所利用,以後这些事情可以少了。日後要怎麽走下去,我不知道,我需要思考一下;可能等丧事过後,搬到海外去住。我只挂念母亲的身体,她几乎走不动,而且有气喘。”   

最後,他语重心长地要我和他联系:“往後,需要相互帮助的地方会很多,要能彼此多照应。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说,我都会尽力。”语句中,透出阵阵袭人的孤单。     

孝勇告称父欲火葬  

一九八五年起我和孝勇就开始接近,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彼此相处倒也相当自然。我任“北美司”司长时,他也曾就对美关系事项, 聊间问问我的看法,包括他想知道正在美国担任“代表”的钱复表现如何等等。   

当时,外界都知道他是最接近经国先生且被信赖的人,尽管他没有一官半职,只不过是中兴电机工程公司董事长,但是他每天都陪侍父亲,而且经国先生最後几年糖尿病日益严重,体力日差,到外县市的巡访也停了下来,孝武又人在海外,孝勇成了“七海”官邸内最有权势的人。当时就有传说,不少重要公文,都由孝勇亲自携进在病榻前摘要报告请示,然後再口头转述有关裁示,就算定案。大家对他无不敬畏叁分。   

一九八七年钱复从华盛顿返岛述职,向经国先生报告双方关系现况,在搭机返回华盛顿前,要我向孝勇索取他私人专线电话,以便遇到紧急状况可及时联系。但当我向孝勇转达钱复的要求时,他居然要我转告,请他打“长途台”(二叁七一七一七)即可,这个电话是当时许多高层官员都晓得的一支专线,透过它就可在紧急状况下代为查出各要员的家中电话,甚至辗转直接联系到本人接听。显然孝勇并不愿将他家中电话或他自己的专线给钱复。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孝勇那时的自视了。     

叫我“孝严哥”   

我在一九八六年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後,和孝勇的交往日益增多,我本身的表现可能是促使他改变态度的原因。我在“外交部”的工作普遍受到民众肯定,一旦形成了社会形象,我就不再是几年前可以轻易压制或排挤的了。我和孝勇在事业上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是谨守本分地在“外交”领域里努力,而他则是在商界发展,性质上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容易相互接纳,进而共生共荣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孝勇透过“鸿霖旅运公司”的合夥人邱创寿,也就是钱复先生的连襟,突然转告我他想“正式认我作哥哥”,问我意见,我当然说好,我内心有喜悦也有骄傲。七月十五日晚,由邱创寿出面邀我和孝勇,到他仁爱路叁段和安大厦的住处一道用晚餐,算是不具形式的仪式,当场孝勇叫我“孝严哥”。邱创寿当场叫好,说早该如此,并且举杯向我们敬酒。   

事後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美伦、孝慈和秦孝仪,他们也都很高兴。秦孝仪後来还告诉我,他曾把这件事转报了父亲,经国先生笑笑点点头,虽然没说什麽,显然很愉快。秦孝仪说,看来孝勇这个决定,事先并没有请示过经国先生,更可以看出孝勇的真诚了。   

但是,过了十年,一九九七年左右,万万没料到,由於政局的急遽变化,孝勇却与我渐行渐远,实始料所未及。

回想当晚的“认兄餐会”,好像就在几天前才发生一样,称兄道弟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孝勇却早已作古。

一段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情,却被无情的政治扭曲而撕得粉碎,真叫人掷笔叁叹!  

父亲豁达的生死观   

孝武在父亲过世第叁天(元月十六日)和我会面後,就打电话给孝勇,要他安排我和孝慈去荣总瞻仰遗容的事。

孝勇在当天约我见面。我在四点钟整赶到他在仁爱路八楼的办公室,还没坐定,他便急着说,父亲过世的事发生得太突然了,请我去是想知道,我和孝慈是不是要去见父亲最後一面?

我说已和孝武谈过,愈快愈好,他立即说,没有问题,只是当天不行,可能要隔一两天。

我说尊重他的安排,同时问了他有关十叁日发生事故的经过。他很有耐心地做了追述。谈话中,看得出他对医疗小组的处置方式也相当不谅解。少顷,他主动告诉我,父亲安葬地点已选定在慈湖旁边,叫作“头寮”的地方,而且定在月底叁十日奉厝。孝勇两眼红肿,显得很疲倦和沮丧,并且很感性地说:“父亲生前曾把你们的事告诉过我,而且对你感到骄傲。你和孝慈的事,老夫人也晓得。”   

此外,孝勇那天还透露了一件外界迄今毫无所悉但十分重要的事。

他说,父亲生前曾跟他商量,希望在身後火化,并将骨灰撒散各地即可,孝勇认为兹事体大,所以回复父亲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恐有不宜,父亲闻後默然未语云云。   

父亲确有身後火葬的想法,只是孝勇个人觉得不妥,而未照办。当蒋孝刚於二OO四年年初面告方良女士,和他母亲商量後,已於元月二十七日去函“国防部部长”汤曜明要求将祖父和父亲移灵五指山时,我把孝勇曾提到父亲生前有火葬之意的事告诉了孝刚,让他对两蒋後事的处理能有较周延的了解。此时若提火葬之议,所涉太广,也可能为时太晚,但我必须不避讳地将此据实道出,俾让国人了解父亲经国先生对自己後事的处理,在生前是有交代的,他有豁达的生死观。 

呼风唤雨不再   

孝勇比孝武小四岁,比我小七岁,我很珍惜一九九O年前後和他日趋和睦相处的岁月。一九九O年,我以“海工会”主任身份前往加拿大访问,特地前往蒙特罗一趟,那边国民党的海外党部很小,党员也不多且均系老侨,真正目的是想去探望孝勇并安慰安慰他。那时他已举家移民蒙特罗。         

我在参加一项晚宴活动後赶到他家,是在郊外山区一幢相当宽敞的独立洋房。见到面,他显得很高兴,还亲自开着购买不久、爬山专用的吉普车,很得意地载着我到一处山顶去鸟瞰蒙特罗全城的灯火夜景,的确相当壮观而有特色。四十分钟後回到他家,进到屋内他太太方智怡也出来作陪,大家聊得很开心,对我能这样老远专程去探望他们表示感谢。   

尽管孝勇说他心境已逐渐平复,可是我一眼看出来,父亲虽已去世两年,对他的冲击仍丝毫未减,那是一种心理上极度的挫伤,凄凉地刻画在他泡肿的眼皮、带血丝的双眼和明显消瘦的身躯上。我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睡眠不好,怎麽比从前消瘦了很多?他苦笑说:“我怎麽会睡得好?”   

父亲过世这件事,对孝勇来说,远比对孝武来得更不易调适。一九八六年初孝武即远赴海外,已两年多不在父亲身旁,而孝勇则是形影不离、天天服侍在侧,事无大小,无所不与。

故经国先生遽然离开,让他顿失依恃和重心。他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截然不同内涵的生活,更是一个冰冷无情的政治和只讲现实的社会。

往日几乎可以喊水成冰的魔力,一夕之间消失殆尽。我理解这种剧变,不是任何处在他同样位置上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所以,後来遇到他对我的不满,我也都能以谅解的心淡然处之。

见到父亲最後一面   

我始终很感谢孝勇很诚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见到了父亲最後一面。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孝勇来电说,当晚十一点他会到我在罗斯福路叁段的“外交部次长”宿舍,来接我和孝慈前往设在怀恩堂的灵堂行礼。

我随即通知孝慈。晚上十点半孝慈先到,十点四十八分孝勇也到了。

十一点,我和孝慈搭乘孝勇的车,乘着夜幕深垂,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直驱荣总。   

我和孝慈进到怀恩堂,先在灵前行叁鞠躬礼,在场尚有几位看似七海的侍卫在守灵;随後,孝勇带我们进到围幕背後,即荣总的停尸冰库间。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将其中一个靠中间的冰床缓缓抽出,父亲就安然躺在其中。

我走近注视之,见其容貌极为安详,双目紧闭,双唇密合,应当已经做过初步化妆,唯头发略见蓬松,脸色灰白,如熟睡状。

我随即跪下叩头,泪如雨下;孝慈随後亦趋前见最後一面,并下跪叩头,饮泣几不成声。这居然是我和孝慈生平第一次这麽近距离地和自己父亲见面!   

我边流泪边低声地喊着“爸爸”,这竟是四十六年来,首次当着父亲的面声声喊“爸爸、爸爸”。有生以来面对父亲的第一声呼唤,竟是在这样的场景。

我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告诉父亲:“请您安息,……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爸爸,请放心,请安息……”我看到泪水一滴滴落在地上,人生的悲惨,莫此为甚了!

孝勇亦流着泪再行跪拜。随後,我们叁人一起缓缓地将冰床推上,前後约六分钟。   

拭去泪水,孝勇陪我们退出灵堂,我向他称谢後告辞。孝勇另派车分别将我和孝慈送回家,这一切都是在隐密下进行。能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得以无憾矣。 

父亲曾交代归宗   

一 九八八年元月十七日,父亲过世後的第四天上午九时正,我与孝慈到秦孝仪院长办公室。秦院长先安慰我们说,总统过世,发生得太意外也太快,要我们节哀。他说已经知道过去两叁天来,孝武、孝勇和我们接触,并在深夜安排去荣总怀恩堂见父亲最後一面的情形。他也把经国先生病逝当时的情况,做了扼要的描述,和孝勇所说大致雷同。   

另外,他很慎重地说,在经国先生过世後第二天,也就是十四日下午,孝勇亲自驾车与他一同到头寮,勘察准备用来奉厝的那幢父亲生前不时前往休息的四合院;由於车上只有他们两人,谈了许多往日从未触及的话题,在途中他曾亲口告诉孝勇说:“早就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现在‘总统’已经不在,应当是时候了。‘总统’生前曾面告,要孝严、孝慈两兄弟归宗。‘总统’说这话是在一年半以前,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俞国华‘院长’。俞‘院长’听到此一嘱咐,表示了解,而且说,孝严、孝慈都已有自己的成就,以後要协助他们。”秦孝仪安慰我们说,父子关系是天生的,不能否定,将来如何归宗,就听其自然,事实终究是事实。   

当天秦孝仪这一席谈话,让我可以体会到父亲晚年的心境,对我和孝慈的事始终放在心上,他这个心愿一直到临终都未能落实。如果父亲能多活几年,我在想,或许等卸任“总统”职务後,会是比较好的时机,也比较容易办理认养手续。那该是一个多麽温馨的情景!但这,毕竟只是自己的想像。 

晓得父亲生前有明确的交代,基於孝思,我自当不畏任何险阻,要尽心去完成它。不为别的,只因我爱父亲,生前虽然无法承欢,死後不要让他有任何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