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祖父崩逝後•我奔丧兼程(2)
发布日期:2015-04-11作者:蒋孝严录入:春雨

    再见面已是永隔   

  当我第二次见到祖父时,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秘密从美国回台为他老人家奔丧。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叁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叁等秘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叁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叁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馆”的另一位叁秘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叁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秘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叁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和美伦带着两岁大的蕙兰,只有在客厅打地铺了。小公寓一下子住进了五个大人、两个小孩,真够挤的了。睡在别人家客厅,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别人就寝後,我们才能入睡,别人起床前,我们就得起来,因为要先起身收拾好铺盖,否则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确实难为了美伦。  

    巧遇孝章夫妇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从新闻报道得知,当时为之一惊,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还是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席了在双橡园由沈剑虹主持安排追思会的讨论。回家後,从电视上看到更多消息,美伦也流泪了。我随即跟美伦说,应该回去奔丧,并和在纽奥良杜伦大学念博士的孝慈通上电话,他说学校正要考试,无暇走开,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个“大使馆”笼罩在极端凝重的气氛里,不仅没有往日偶尔传出来的笑声,大家连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来,此一重大变故,的确带给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从四月十二日起请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丧途中,遇到一件没想到的事。在旧金山登机时很意外,我发现我应该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扬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机上,只隔两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装,面容哀凄,不苟言笑,相当矜持。我和他们夫妇俩目光接触了一下,没有打招呼。我不敢确定,那天他们有没有认出我是谁?   

  顾及人伦坚持回台   

  飞机於十四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叫了部计程车照着王升的约定,径赴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觉得那天的街景显得特别萧瑟,敦化路和仁爱路上的椰子树和樟树,随风摇曳,呼呼的风声像是发出低沉的哀鸣。   

  进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电话,他随即於五点叁十分驱车前来,着一身戎装,一向是精神抖擞,眼神逼人。我曾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奔丧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犹豫,问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如果不回去,我会永远於心不安。他说,那就隐密一点好了,关於瞻仰祖父遗容的事,他会安排。王升还是怕我在敏感时刻回来,身世的秘密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层顾虑可以凌驾人伦之上,我坚持回台。   

  那天他走进来时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表情严肃而神伤,先安慰了我几句话,说:“你是应当赶回来见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车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随身参谋王耀华。这辆黑轿车有通行证,一路开进国父纪念馆,到後面的侧门下车,换由两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的人带路,进到里面转了几个弯道才走进大厅。那时,纪念馆里里外外有数以千计排着长龙的致哀民众,不仅秩序井然且肃穆安静。   

  带领我进到大厅的那位先生,很客气地引导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较高平台,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站上去的。我肃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间的蒋公灵柩,十分清楚看见祖父安详地躺在里面。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用泪眼注视着他已没有表情的脸庞,也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勋章,我低着头默念着:“爷爷,愿您老人家在天之灵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来见您最後一面。安息吧!请你保佑父亲,给他力量度过难关。”我让眼泪流着,深深叁个鞠躬後步下平台,再跟随那位工作人员,左弯右拐地走出纪念馆。   

  与父亲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厅前,这位先生轻声说,经国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悬着一张黑色大布幕的後面休息。这位先生并未自我介绍,显然知道我的关系,也晓得我前来的目的,才会特别指出经国先生此时就在里面。我只轻轻点点头,没说什麽,也不能说什麽。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还安排我参加了大殓和移灵典礼,虽然不在家属席,我默默坐在一个角落,还是很安慰地告诉自己,我已尽了孙辈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飞回华盛顿上班。   

  这次悄然回台奔丧,在某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既不能公开,又没得到蒋家认同,当然更无助於对外强化“我是蒋家人”的事实。我之做此决定,只在寻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过世时,由於胆怯、犹豫、退缩,连尽孝心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蒋家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