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亲切蒋夫人•早悉桂林城(2)
发布日期:2015-04-14作者:蒋孝严录入:春雨

侨委会委员长”落寞离美   

没想到叁年後,我却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再度访问纽约。   

连战先生奉命於一九九叁年叁月“组阁”,在他宣布“阁员”名单前,约我到台北宾馆晤面。

进到右边会客室,他已在那边等我,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坐定後,他对我在“外交部”的表现予以高度肯定,然後直接告诉我,要我接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我首次正式成为“内阁阁员”,对连先生的提携,感念至今。   

当我随同连战“院长”及其他“阁员”前往“总统府”宣誓就职,在举起右手的那一刻,我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是蒋家第叁代入‘内阁’的第一人!”第二天,我即偕美伦前往慈湖和头寮谒灵,向父亲禀报我入阁的事,站在父亲灵柩前,久久不能自已。   

一九九叁年叁月接任“委员长”两星期後,我便风尘仆仆出访,在八天当中走访美国五大城市。旧金山是第一站,受到侨界的热情欢迎程度是罕见的。访问旧金山後立即转访纽约,同样,受到侨胞们无比盛大的款宴。当天晚上举行侨界公宴,席开一百多桌,人气鼎沸,将餐厅几乎挤爆,许多餐桌被迫摆到走廊上,是我难以忘怀的景象。直到现在,再没有其他“委员长”访问旧金山或纽约,享有这种“荣景”。   

“委员长”的职位,在老华侨心中是十分崇高的,甚至有些老人会把它和抗战期间的“军事委员会”的“蒋委员长”直接联想在一起,对他们多少产生些移情作用;在不少大型欢迎会中,我亲耳听到有侨胞刻意拉开嗓门叫我“蒋委员长”,一方面,广东话的“蒋”和“章”发音接近,另一方面,他们很清楚知道我是蒋家之後,乾脆主动让我提前归宗。蒋家里面如果有人对我归宗的事,还持不同的意见,就不知道会得罪多少爱蒋家的侨胞,和伤他们的心。   

我一抵纽约就像上次一样,就要求上任不久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和蒋夫人办公室联系,希望能在纽约期间晋见。吴处长应允尽速照办。   

这次美伦同行,对晋见的事也很期盼。第二天没有回复,吴子丹要我再等等。我便把在纽约的行程多延了一天。

等到第叁天,得到的答复是:“蒋夫人最近身体微恙,作息时间不定,不易安排。是否等下次再说?”   

我在失落中离开纽约。离开前,我没忘记要吴子丹替我送兰花给老夫人致意。  

我怅然地问自己:“什麽时候是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吗?”  

外长”仍是异乡人   

叁年半後,皇天不负苦心人,另一个“下一次”真的又到来了。那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从“侨委会”调升“外交部部长”。   

我从通过特考进到“外交部”,由最基层的荐任科员做起,按部就班地升到“部长”,前後二十八个年头。我接任“外交部长”後,第一件事即驱车前往头寮谒陵禀报父亲,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不仅高兴,而且会很骄傲,我更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外交”工作顺利推行。   

上次,我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要求拜望蒋夫人,现在更以“外长”职务,想晋见向来关心“外交”且曾经主导“对美关系”至深至久的蒋夫人,盼虚心请益,实在是再名正言顺也不过了。

当我要吴子丹转达叁年半前同样请求时,我心中暗忖,这次机会应当比较高,还天真地自我鼓励说:“天下有几位做祖母的能够看到自己的孙儿当中,有一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出任‘外交部长’的?有这麽杰出的孙儿,做祖母的当然会满心欢喜,所以这次晋见应当会安排成功。”   

可是,我再次失望了。蒋夫人办公室仍用一成不变的说词要吴子丹转告我说:“这次不方便,下次再看情形设法安排。”   

我心中有点激动地问:“有这麽一位表现不俗的孙儿不见,那到底要见哪些晚辈?我又需要做到多高的职务,老夫人才愿意见我?”那天深夜,在华尔道夫饭店十二楼的房里,可能因为时差,也可能因为思绪起伏,我难以入眠;望着天花板,想起自己的遭遇,又回想起母亲和外婆,我眼眶红了起来。掀开客厅的窗,望着灯火通明的纽约街景,有身处异国的孤寂,更有我是蒋氏家族里的一个异乡人的悲怆。   

有人告诉我,阻挡我在纽约和蒋夫人见面的,就是孔令仪和蒋方智怡。   

党秘书长犹在门外   

国民党自一九四九年迁台後,几经无数次地方选举,气势最弱、挫折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县市长选举的惨败,全省只剩下八个县市还在国民党手里,整个国民党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就在此时,李登辉要我接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一职。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以党秘书长的身份率领访问团,前往华盛顿。当确定访美行程包括纽约时,我暗中兴奋地跟自己说:“我终於又来了,这次肯定可以用新职率团见到老夫人了,因为她老人家是中评会的主席,党的大家长。”   

“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已换为邓申生,他是我“外交部”同期同学,我任“北美司”司长时担任过我的副手,为人忠厚,英文底子很扎实,对我的家世也有某种程度的听闻,所以这次向他提到我将率团晋见蒋夫人时,他更乐意积极联系。   

原以为这次不会有问题,仍然还是功败垂成,无法如愿。这次我不仅失望,也有些痛心。最难受的是,前後四次被拒,无法见到老夫人的挫折,还不能对外透露,外界还有人以为我不懂礼教,怎麽到纽约没去拜见老夫人?      

承欢膝下原是梦  

从一九九O年任“海工会主任”起,包括一九九叁年“侨委会委员长”、一九九六年“外交部长”,到一九九九年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四种身份,前後历时十年,经过纽约四次,正式透过办事处向蒋夫人办公室提出请见的要求,均被一一挡驾。後来我才知道,都是被她周边的人挡下来,我感到十分得无奈也相当沮丧,但又不能有不满的反应。   

很清楚的是,在这种现实下,我已不可能有机会把归宗的事,直接去向蒋夫人禀报或请示了,因为面都见不到。

却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二OOO年八月我去溪口蒋家祠堂祭祖,为什麽不事先和蒋夫人商量?

这说法和晋朝惠帝看到有人饿死在路上,却带着责难的口气问大臣,那些人为什麽不去吃肉糜的故事,有什麽两样?   

我的确努力过要见到老夫人,也梦想过能承欢膝下,甚至陪陪她老人家,化解她的寂寞,更也可以让我及孝慈的孩子,一共两个曾孙、叁个曾孙女去到她跟前,在她孤寂的晚年里,带给她一些童语和笑声,这该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天伦之乐!但这只是一个梦。   

从另一个角度想,难道原本不就该如此麽?我一直不解,在那麽多受过蒋家恩惠的人当中,却不见有人主动出来从旁协助此事,让蒋家内部遭遇的纷杂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或许他们认为太复杂了,避之唯恐不及。於是最後,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独力在逆势操舟了。  

夫人过世心情怅然   

蒋夫人於二OO叁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十七分(纽约时间二十叁日深夜十一点十七分)在纽约寓所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台北,一位媒体朋友在十一点四十左右打电话到“立法院”告诉我这件事,我虽然不惊讶,还是很失落。当我跟美伦说:“老夫人过世了!”她也是愕然,若有所失,但随即很平静地说:“老夫人算高寿了。”美伦的反应,和我近似。   

对我来说,“蒋夫人”这叁个字的,在情感上,从未和祖母打上关连。当外婆於一九六一年缠病多年,在睡梦中骤然去世时,带给我情绪上的冲击和悲哀,远比蒋夫人的离世要大多了。外婆过世,有如晴天霹雳,让我和孝慈顿失依恃,哭了好几天,有几个夜晚,还躲在被子里饮泣,无以成眠。   

对蒋夫人的过世,感受上是失去一位对社会有了不起贡献的伟大女性,有失落和哀愁,但没有失去近亲长辈的哀恸。当天媒体在“立法院”问到我的感触,我直觉到的是她的智慧、才华和勇气,脑海中浮现的是她的奋斗和杰出建树,据以赞扬。我对老夫人的钦崇,都是在公领域内,和老夫人之间,未能有过亲情的对流,因为从来不存过祖孙共处的天伦融乐,或老祖母对小孙儿的嘘寒问暖或殷殷叮咛。   

当局治丧失当   

自从蒋介石、经国先生、纬国将军相继过世,以及老夫人赴美之後,整个蒋家刹时像是少了“大人”,凡遇重要事件,都看不到有人出面做主,几乎失去了重心。

老夫人後事的处理,在过程和安排上是不够周延、完备的,更缺乏政治层面的涵盖,也没有历史纵观的深度。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我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就以“召委”身份,严词指责简又新“部长”在蒋夫人治丧事宜上没有尽心,“驻美代表处”没有尽力!虽是民进党执政,但在处理历史人物的追思上,应当只有黑白而没有蓝绿。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丧礼,却没有让蒋夫人享有应有的哀荣。整个治丧前後,孔宋两家的意见好像比蒋家为重,但老夫人早已是蒋家人了,除非蒋夫人另有遗嘱交代,否则真应当安葬在台湾和蒋介石在一起。  

正义,从不主动存在   

十年前,我已看出来,若要完成归宗,只有靠自己了,因为蒋家已经没有人有能力处理这件事。虽然还零星看到有几位从前和蒋家关系密切的大老,但也都会以这是“家务事”,而不想插手,他们顶多在口头上给我一些安慰,或表示关心。他们不会为我的事,提出任何建议或主张,而冒险去得罪少数一、两位孔家或蒋家的人。

世上本来就没有不自私的人,也没有不现实的人,只是有人会掩饰,有人较露骨罢了。

所谓“正义”两字,在我归宗之路,不曾主动存在,是用自己的毅力和汗水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