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梦里唤父亲•梦醒泪涔涔(1)
发布日期:2015-04-18作者:蒋孝严录入:春雨

第九章 梦里唤父亲·梦醒泪涔涔

不藉特权觅仕途  

虽然不少人知道,我和孝慈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蒋家特别照顾,但还是有人把孝慈日後在学术界的发展,从教授到东吴大学校长,以及我在“外交”领域里能相对地“一帆风顺”,完全说成是因为“他们是蒋经国的儿子”;不会有人相信直到经国先生逝世前,从未以父子关系和我们私下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更未给过我们只字片语。   

事实上,也不曾有任何一位长辈或长官告诉我,有哪一件事、哪一个职务,是因为经国先生的交代,而为我们进行的。

        

不藉特权觅仕途   

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台北,是仕途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年五月在华盛顿知道“外交部”有意调我回部时,我曾犹豫要不要在外放不到四年就回部服务?如这次回“外交部”担任科长,以後的路又该怎麽走下去?是等几年後再外放?或就待在岛内发展?这一切的一切,像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错一步都不行,只有靠自己思考、判断。   

我曾告诉美伦,此刻我多麽希望从父亲那里能得到一些指引,但,我见不到他。   

虽然一九七四年外派华盛顿,最後是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但一九七七年调回岛内的事,他则完全不知情。

钱复先生最清楚这件事,正是他在每年例行访问华盛顿时,当面建议我回去接科长的,而且要快,他说,这个职位不能悬太久,是不等人的。经过深思,我毅然於那年秋天回到台北。   

在职场上真正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不是父亲,而是钱复先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出任“北美司科长”,然後一路升到“司长”。不过,从“司长”要调升“常务次长”时,却因为是“蒋经国的儿子”,反而遭遇到了阻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我从美国华盛顿调回“外交部”任科长,熬到“北美司长”,也超过九年。这期间我全力投入对美关系的处理,当时的“北美司”,甚至一度被媒体称为“天下第一司”。   

在这一阶段,我之所以能比同侪有较快的发展,和钱复鼓励我於一九七八年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考”有关。该项考试过程激烈而冗长,包括着作审查和叁小时的口试。主持我口试的,是叶公超和沈昌焕两位“外交”耆老。同年同榜幸运过关的,还有宋楚瑜、黄秀日、胡为真等人。通过“甲特”,就得以从“荐任”改派“简任”,一下子缩短了在官僚体系里至少五到八年的时程。     

擢升对父亲不妥?   

一九八六年五月,“外交部”两位“常务次长”中有一位出缺,对我来说是迁升的机会。当时的“部长”朱抚松和“政次”丁懋时,都有意把我从做了叁年半并表现优异的“北美司司长”职位上直接擢升,但都不敢贸然向经国先生提这件事,只有旁敲侧击地向“外交部”老部长、时任“总统府” 秘书长的沈昌焕先生先试探一下,测一测水温。没想到沈昌焕当即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件事还是缓一缓,不要急。   

过了几个月仍没有动静,我便设法透过秦孝仪去打听原委。过了几天,秦孝仪回说,沈昌焕认为虽然我担任“北美司司长”多年,表现不恶,且略有知名度,但坊间最近有不少关於我是蒋经国儿子的传闻,党外杂志也时有报道,连孝武、孝勇两兄弟都听说了,所以,如果我出任“常次”,会因工作需要而经常陪同重要外宾晋见经国先生,就无可避免地会时常出现两人同时在电视上的镜头和画面,引起坊间更多议论,对经国先生来说,恐有不妥云云。   

听到秦孝仪转述沈昌焕的顾虑,乍听之下,不是全无道理,心中也为之一寒,如果按照上述推论,只要父亲担任“总统”一天,我就无法出任“次长”或担负更重的责任了。   

这次出任“次长”的机会,被活生生地挡了下来。秦孝仪要我忍耐,将这粒苦药吞下去。夜深时刻,回想到我和孝慈长年以来,逢事无不先为蒋家的困难考量,学会了忍气吞声;可是,谁又同情过我们的遭遇?蒋家有谁曾为外婆考量?曾为先母考量?或曾为我的妻儿考量?在升任“次长”这件事上,我期盼和争取的,无非是一个靠自己的实力,想进一步为祖国服务的机会。我不会轻易认命,我必须扭转情势。   

秦孝仪间接递送关怀   

长期辅佐经国先生的秦孝仪院长,在一九八O年前後和我及孝慈渐有互动,这是因为我在“外交部”的工作,逐渐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较多联系的关连。担任“北美司司长”时,举凡有重要的美国参众议员前往故宫参观,均会由我陪同,而每次秦院长都亲自接待,於是和他见面的频率就多了起来。在此之前,和他可说是素昧平生。   

我对秦院长很尊敬,至今当面必称“孝公”,他对我也很爱护。孝公早年追随“老总统”,後来更辅佐经国先生。他曾私下跟我说,能和蒋家叁代维持难得的关系,算是可贵的机缘。後来秦院长经常邀我和美伦到故宫小叙,每次也都会邀约孝慈和申德同往。秦院长年高德绍,又和层峰来往密切,他的嘘寒问暖,让我们可以间接感受到一些来自蒋家的温暖。我不知道他这麽做,是否来自父亲的授意或暗示?  

秦院长民国十一年生,长我二十一岁,由於他的体态和举止,比他实际年龄看来还要大些,我们把他也当成父执辈的长者,对他说的建议,我们都充分尊重。   

这次发生“蒋家身份”阻碍仕途的事,在以往只有去找王升想办法,但他於一九八七年就因功高震主被下放到离台湾最远的巴拉圭担任“大使”,直到经国先生过世两年後,一九九一年才奉调返岛。那段时间里可以谈上话和帮上忙的,仅剩下秦院长了。   

知道沈昌焕对我出任“次长”有意见後,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做法来解套。   

我去见秦孝仪并告诉他,设若我担任“常次”,可以把“外交部”叁位“次长”的业务分工重作调整,我可以不主管北美业务,并承诺在日後所主管区域内的任何重要外宾“晋见总统”时,都不由我陪见,改由“政次”丁懋时或另一位“常次”前往。多年来丁懋时虽不多言,但对我的境遇十分了解,也曾暗中施以援手。秦孝仪把我的想法和丁懋时商量後,认为可行,於是由秦院长来进行。以他数十年在官邸里磨练出来的老谋深算,终能把我遭遇到事业上的第一个瓶颈打破。他告诉我,他伺机私下向经国先生做了非常婉转的陈述才获得首肯。然後他再把经国先生的决定转告沈昌焕,沈昌焕也就不能再说什麽了。   

很多人以为有蒋家的背景真好,在工作上必定飞黄腾达。但是,从我大学毕业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父亲不曾提拔过我一次,这次升任“次长”的波折就说明了一切。       

外放美国受阻挠  

其实,早在一九七叁年底,距离当时十四年之前,我就遭遇到强烈的干扰。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从“欧洲司”二科调到“常务次长”陈雄飞办公室担任机要秘书。当时和我同一个办公室担任“部次长”机要的,还有张炳南、吴子丹和乌元彦等人。

在秘书处的工作时间不仅很长,性质和内容也繁重,却是磨练的机会,至少对“外交部”各个司处的业务,能有较为广面和整体性的认识。

一般来说,担任过“部次长”机要的,日後外放的地点都会是比较热门的美国或日本。

我也不例外,在一九七叁年十二月接到部令,外放到许多年轻“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美国旧金山,出任“总领事馆副领事”。   

拿到这张部令,我心中的喜悦非比寻常。它不仅代表了多年的打拼总算有了结果、早在高中即立志要以“外交救国”的美梦逐步成真、从小答应外婆要争气的支票逐渐兑现了,也代表靠自己的才智而非家庭关系,可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竞争激烈和公平的环境中,成功地迈出“外交”生涯上美好的第一步。   

自己打拼到手的!   

那天一下班,我急着回家告诉美伦这个好消息。她也十分兴奋,因为她知道做“外交官”,是我多年宿愿。

结婚前追求她的时候,我刚考进“外交部”不久,曾向她夸下海口,我会做一个出色的“外交官”,要她嫁给我,她会是我工作上最好的帮手和伴侣。

到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出任“副领事”,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官位,已令我深感骄傲,在心中的一个角落,听到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在说:“你比许多只依赖家庭背景和财富来创业的人强多了,你的第一张派令,是自己打拼到手的!”其中的喜悦和甜美,只能和美伦分享,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   

当天晚上我很高兴地打电话给王升和宋时选,转告他们这个好消息。但是在电话中,他们显得有点意外,他们不晓得我怎麽会这麽快就外放,仍向我表示恭喜。电话中我特别请王升向父亲转报这件事,同时,我提出想在出国前和父亲见面的请求。   

那时我和美伦带着女儿蕙兰,一家叁口租住在新生南路叁段龙安国小对面的巷子里,是一幢四楼公寓的二楼,收到部令时,正好租约到期,我们决定不再续约;正巧同一办公室的乌元彦在连云街的公寓暂时空着,可以让我们借住两、叁个礼拜,我和妻小就搬了进去,做好外放的准备,包括零碎东西的采购,从日用品到碗盘都需购置,衬衫西装也都要订制,另外抽空接受同仁的欢送,忙得不亦乐乎。机票也订好,治装费也领了,一切就绪後,在喜乐中等着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