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梦里唤父亲•梦醒泪涔涔(2)
发布日期:2015-04-18作者:蒋孝严录入:春雨

宋时选传达“上面”之意   

当我们搬进连云街公寓两个礼拜後,宋时选表哥突然来访,一进门就很客气、委婉地说:“我已经向‘上面’报告了你外放的事,他很高兴;但是‘上面’不太放心,认为旧金山的侨界太复杂,最好不要去,继续留在‘外交部’工作就可以了,不必急着出去,在这里照样可以升迁。你条件这麽好,到时候会帮你忙,慢慢做,该升科长时,就可以升科长,在台北方便多了,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我负责另外替你们租个公寓安定下来。‘上面’是为你好,虽然你已做了出去准备,还来得及调整;至於‘外交部’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们找个理由和沈部长说一下就可以了。希望你打消去美国的意念……”   

听完宋时选一连串的陈述,我真是大吃一惊,但我只笑笑说:“表哥,这怎麽可能,我都准备妥当。机票买了,可以退,但是我做‘外交官’的主意是不会变的;我只求和平常人一样就好,我从不期盼有什麽特殊的安排,现在我能正常发展,反而要来阻挠我,这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上面’在顾虑什麽?如果我连美国都不能去,我以後还能到哪个国家去当‘外交官’?如果我没有外放的经验,我又怎麽可能留在外交界?请让我和一般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做事,这是我最低的要求,也是我最高的期望了。拜托表哥尽快向‘上面’反应,帮忙替我说说话,同意我去上任。”    

那段时间,每和宋时选谈到父亲时,他都以“上面”来称呼,偶尔会说“经国先生”;但王升和我们谈话中,则很自然地说“父亲”如何如何,让我和孝慈听在耳里,好受多了。     

王升奉命劝退   

从大二开始,每隔一段时间王升会邀我和孝慈到他在和平东路的家去吃吃饭,我们叫王升夫人熊慧英女士为“王伯母”,因为我们一直喊王升为“王老伯”。这种称呼其实不妥,因为他比经国先生还小七岁。有一次他要我和孝慈改口,不要叫他“老伯”,他说父亲是他的老师,要我们以“师兄弟”互称,我们忙说怎麽敢当,後来就一直没改口,直到今天还是称他为“老伯”。每次到王升家吃饭等於是打牙祭,都是由王伯母亲自下厨。当我和孝慈从美国回台後,几乎每年生日,都是在王家过的,除了他外放巴拉圭那八年期间中断,没有一年例外。所以每年元宵节前,就会接到追随王升数十年忠心耿耿的参谋王耀华电话提醒我们前往。  

王升几十年来对我们的用心,很令我们感激,他多少在心理上想分担一些父亲无法养育我们的自责,也似乎在设法弥补母亲猝然过世所造成的遗憾。

外面传说,我和孝慈是王升受父亲之托,把我们放在他家从小带到大,则绝非事实,我们从未在王家住过一晚。王升和宋时选应当是奉令负责照料我们生活,包括把费用送到新竹,交给外婆或二舅若。

直到大学毕业,成年之後,孝慈和我与王升之间才有直接来往。长期他扮演长辈角色,我们对他的意见很少违逆。   

当宋时选劝阻无效、铩羽而归後,便由王升来继续劝说。   

有天下雨的夜晚,他来到连云街,用宋时选雷同的说辞,要我放弃赴美,并以确切的口吻保证,如果我同意留在台北,照样可以有很好的仕途发展。他也强调旧金山侨社的复杂,他说除了左派,还有独派,并以两年前(一九七O年)在纽约发生“台独”分子刺杀父亲的事件,提醒我万一发生什麽意外,这个责任谁担得起?王升本来口才就出了名,那晚更是说尽了好话,就是希望我改变初衷,留在台北不要出去。他直说了,是受了父亲之托来劝服我的。  

坚持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真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父亲的意思。

虽然王宋两人讲了许多理由,还是牵强,很难让我觉得有道理,我只是去做个小小的“副领事”,哪有可能引起独派或左派分子的兴趣而会对我如何?

况且七十年代初,海外晓得我背景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知道了,在美国这麽开放的社会里,绝不至於有人会冒进。

他们说辞中,最不能让我接受的,反而是他们的保证,说只要我不出去,照样可以在“外交部”里晋升等等。

这和我以参加“外交特考”方式进入“外交部”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从来不以特殊的身份看自己,也不想要别人用特殊的眼光来衡量我。

我所追求的,不过是做“单纯的自己”,工作若有进展,也只是由“单纯的自己”奋斗得来的。

我从不奢求得到优於别人的待遇,但为什麽现在连做“单纯的自己”都要那麽难?设若我顺着王升的意思不外放,一直待在部里依靠蒋家关系做事,将来哪有本事去公平竞争?仅借由外来的关照,在职务上有所升迁,这不是我所要的,它不会持久,更有局限性。   

最後,我很坚决地回王升,我还是要去旧金山上任,我所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什麽特权。

我把内心的挣扎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更要求他向父亲转报我的思考,企盼给我一些属於自我的空间。

我强调,我不要别的,只要“和别人一样”。

他拗我不过,只好失望地说他回去反映反映,设法说说看,但没有把握。

他离开後,美伦心情也沉重起来,没想到具有这种看似比别人要强许多的背景优势,反而滋生了困扰,这是外界很难相信的事。   

当夜,我彻夜难眠,半夜一点多乾脆起床,趁着夜深人静,走到书桌提笔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清楚陈述我之所以坚持外放的五大理由。

隔了叁天,王升再次来到住处,仍像上次一样劝我不要赴美,但语气和缓多了。

我用非常温和的态度,坚持立场,同时当面交给他前晚深夜写好的信,请他转呈父亲。

他看到我丝毫不动摇,也只有笑笑,望着我说:“你的固执,倒有几分像他。”   

改调华盛顿首府   

又过了叁天,再次碰面时,王升只好妥协了。

他说已把我的决定作了转达,既然我执意“外放”,那就改到一个华侨较少的城市去父亲才放心,看来看去,美国首府华盛顿是行政中心,侨胞相对较少,只要我同意,可请“外交部”改派人事命令。

我说只要正常“外放”,去哪里我都愿意。

两天後,王升亲自去见沈昌焕细说原委,也因此沈昌焕才恍然知道经国先生是我父亲,他当即交代人事处,将我从旧金山改调“驻美大使馆”担任叁等秘书。我尚未到旧金山“总领馆”报到就改调他馆,还是“外交部”头一遭。   

由於没有接受王升的劝说,使原本的困境变成了转机,不仅维持前往美国“任职”,且改派的地点更是所有“外交官”的第一志愿 “驻美大使馆”。

如果我没经过华盛顿的历练,往後在政界可能会走上不同的一条路,说不定永远没机会一步步地从科长到“司长”、“次长”,再出任“部长”,後来做到国民党秘书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如果没有一九七叁年的坚持,往後在政坛的走势也就有限了。命也?运也?      

咫尺父亲天涯路  

我政治生涯後半段的发展,不可否认多少得到蒋家间接的庇荫,但这已是在我担任“外交部次长”以後的事了。   

那段期间,有些人侧面耳闻我特殊的蒋家关系,误以为我能上达天听,便以我能感受到的方式略施小惠,他们或许在盘算,有朝一日,说不定我会回嚏他们一臂之力;他们不知,我和父亲之间完全没有互动管道。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物倾靠在孝武、孝勇那边。

七十年代末期,若干好友婉转提醒我和孝慈,有人在暗中抵制我们,这些情形我们了然於心,却强化了我们的意志力,要将全部心力投注在工作岗位上去寻求突破、改变现状。   

“蒋家因素”在人生道途上所造成的意外磨难,对我和孝慈确实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我早就学会把身世带来的痛苦隐藏起来,绝不允许它伤害到无辜,譬如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婚前多次要求与父亲见面,都没有结果;到娶妻生子,更渴望见父亲一面,相信父亲若是看到美伦和可爱的蕙兰,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能让父亲快乐就是孝顺。

这个单纯的心愿,每次都石沉大海。   

我和孝慈很能体谅这事的难处,若真要会面,地点就不容易找,万一有闪失,後果可以很严重。

除了对王升支吾的搪塞感到沮丧外,我们又能做什麽?

要是在一出生就失去父母,长大後根本对双亲没有概念,也就不会有所思念,更没有会面的渴望。

但是,我和孝慈境遇不同,世上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例子。

虽然像孤儿般由外婆带大,但我们懂事後就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且近在咫尺,怎麽可能不想早点见到他?   

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白天工作繁忙比较容易压抑,但每到夜深人静,心绪就容易起伏。结婚成家後,更多了一层责任的驱使,常常觉得愧对妻子。

一九七七年从美国回来後,有几个夜晚,妻儿都睡了,我在书房看书到半夜,积极准备“甲种外交特考”。有天半夜看完书,走进卧房,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七岁大的蕙兰、一岁多的蕙筠,因为就是当天早上,王升回复还是没法子安排见到父亲,一阵心酸感到好对不起她们,我眼泪流了出来,叹口气,摇摇头,又静悄悄地走回书房。   

那一阵子,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梦见父亲。有一晚,在梦里模模糊糊地见到父亲笑容满面地远远迎面走来,穿着轻便夹克,我好高兴地连叫几声:“爸爸!爸爸!”他还笑着抚摸我的头,然後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急着再叫:“爸爸!爸爸!……”到处找他,我急得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美伦被我喊叫声惊醒,急忙把我轻轻摇醒,她听到我在睡梦中的低声饮泣,她摸摸我脸颊,是两行温热的泪水。美伦顺手将我搂在怀里,叫我不要难过,她自己却也跟着哭了……。   

第二天一早,我若无其事地到“外交部”上班,出门前,我感慨地跟美伦说了一句话:“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连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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