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心酸!那个年代是这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发布日期:2015-06-01来源:老绥远韩氏新浪博客作者:老绥远韩氏录入:春雨
山西人离不开醋,在雁北农村,家家户户到了夏季都要自己酿醋。醋酿得多了有人就会拉到大同卖。因此酿醋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上世纪七十年代夏季的一个中午,我正和表哥在得胜堡的城门洞子里歇凉,突然看见有十几个人往堡子里走来,他们有的肩扛锄头,有的手拿木棍,我们也尾随他们进了村。

“割尾巴”轶事 

今儿个读到一首题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诗作,诗中写道: 红色岁月/母亲为了养大我们/ 天天夜里在缝纫机上赶制/ 一条条资本主义的尾巴/下乡回来的父亲是唯一的帮凶/ 门和窗都捂得严严实实/怕资本主义的声音/ 砸伤夜游的坏人/ 后来/ 母亲被一伙人带走了/ 阳光灿烂的广场上/万人大会/几十条尾巴被押上主席台/母亲抬头挺胸气焰嚣张/就像课文里的刘胡兰/无奈的父亲把我们兄妹搂进怀中/ 他的脸黑里透红/从此我的家没有尾巴了/血和泪伴着饥饿/ 清苦洁净了我一嘴牙齿。

不知道诗人的母亲在深更半夜里赶制什么,反正那时你就是轧几副鞋垫进城去卖也是违法的,属于“资本主义尾巴”。这首诗使我想起那些亲历的荒诞岁月:

山西人离不开醋,在雁北农村,家家户户到了夏季都要自己酿醋。醋酿得多了有人就会拉到大同卖。因此酿醋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上世纪七十年代夏季的一个中午,我正和表哥在得胜堡的城门洞子里歇凉,突然看见有十几个人往堡子里走来,他们有的肩扛锄头,有的手拿木棍,我们也尾随他们进了村。这些人进村后挨家挨户地查看,只见一家在房檐下摆了两口醋缸,一个瘦高个子指着醋缸大声说道:“同志们,对这些‘资本主义尾巴’,我们绝不能手软,看我的!”说完吐一口唾沫在手上擦了擦,抡起锄头,照着醋缸砸去。只听到“砰”地一声,醋缸开了花,醋流了满地。其他队员仿佛受到了鼓舞,也纷纷举起锄头,对准目标,只听得“砰、砰、砰”的响声,醋四处飞溅,砸缸的人纷纷跳起来躲避。此时,男女老幼都围了过来,但是没有人敢上前阻拦工作队砸缸。

一个老大娘从家里慌忙跑了出来,见状,一屁股坐在流满醋的地下,呼天抢地地哭了起来:“枪崩货啊,这是孩子祖爷爷传下来的大缸啊,平常我都舍不得用,你们要遭雷劈的呀。”

随之,我和表哥又跟着他们进了另一个院子,只见一位大嫂正在喂鸡,食槽边有几只鸡在啄食。瘦高个子停下脚步,大声对她说:“大嫂,你家养了四只鸡,那多出的一只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要割掉。”旁边的一位队员马上拿起木棍,往一只惊愕的大母鸡头上挥去,那母鸡扑打着翅膀逃离,挣扎间激起一阵灰土。听说这个女人是个寡妇,昨天回娘家,刚回来,不知道养四只鸡是不允许的,没把鸡藏好。她哭着对瘦高个子说:“同志,这几只鸡是我家的钱罐,我家咸盐、煤油,小孩念书全靠它,你就高抬贵手吧!”

然而,革命立场坚定的工作队员,并不因她的哭诉而动心,他们最终还是把那只母鸡给打死了。

那天,我心里很难过,晚饭都吃不下。

七十年代,正是“文革”的末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切事物都可上纲上线,进行阶级分析,姓“无”还是姓“资”阵线分明。为了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堡子湾公社对社员的自留地再次明确规定,每人只准种一分地,用以解决吃菜问题,多一厘就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除。

那时,社员在院子里种菜也是不行的,说是容易诱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村干部三天两头到社员院子里毁菜,名曰“割资本主义尾巴”。本来是让社员自己毁的,社员自己不动手,村干部就动手。一天上午,我亲见两个村干部站在舅舅家的院子里,要拔掉院子里栽种的黄瓜、西红柿。他们说这是上级的精神,已经种了的也要拔掉。舅舅拗不过,只好同意拔。可惜那些长势良好的黄瓜、西红柿苗被村干部连根拔起扔在一边。

村干部知道社员正在挨饿,知道自己干的是缺德事,所以也有些不好意思。但上级有要求,就得拔几家应应景,至于拔哪几家,村干部自然有他们的倾向性,先从成分高的来。

有的生产队,驻队干部没在农村生活过的,执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很无情。所到之处,像鬼子进村扫荡,搞得鸡犬不宁、鬼哭狼嚎。各种限制打击,使已经贫穷的社员更贫穷了。

有一年腊月,眼看就要过年了,五舅手头一分钱都没有。于是他和表哥偷偷商议,冒着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危险,编炕席卖,换几个零花钱好过年。

编炕席首先要去口外买高梁秸,腊月二十那天,正是三九四九冻烂兑臼的天气。那天清晨,天飘着小清雪。五舅和连襟借了几十元钱,又从队里借了辆毛驴车和表哥偷偷出了村。大约是中午时分,出了得胜口。进了一个村,走了几家,有一家的高梁秸不但高,捆还大。五舅心里算计:这秫秸不错,5捆就能编一领炕席。这些秫秸能编20领炕席,3块钱一领,能卖60元,过年就能吃上肉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每捆按2毛钱成交,买了100捆,花了20块钱。五舅和表哥装车,用绳子捆好,喜滋滋的往回走,估摸天黑前能到家。

父子俩心里挺高兴,小毛驴也打着响鼻,拉着车急急地往回赶。可是,刚走出村子约四五里地,后面有两个人骑马追来。五舅惊恐地说:“坏了,可能是民兵!”表哥说:“别怕,这是咱们花钱买的,又不是偷的,能咋地?”没想到,那两个人骑马围了过来,一个恶狠狠的对他俩说:“站住!”另一个胳膊上带着红袖标,上写“民兵”字样的人横眉立目地说:“把秫秸拉回去,没收了!”

表哥问:“凭啥没收?”

民兵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割掉!”

表哥说:“我们是花钱买的,又不是偷的……”。

两个民兵不理这一套,一齐上来抓表哥,要把他押回村子里批斗。五舅见状,一边训斥表哥,一边给人家作揖说好话:“两位兄弟,我这儿子不懂事……。”又慌忙掏出一盒黄金叶烟来孝敬人家也无效。

不得已,五舅给他们跪下来磕头,求他们高抬贵手。但那两人无产阶级意志特别坚定,非要把秫秸及毛驴车全部没收,把表哥和五舅押去办学习班。后来五舅鸡啄米似地连连磕头,磕的满面灰土,额头见血,两个民兵才同意,毛驴车不没收了,也不押他们回去办学习班了,但秫秸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就地卸下来没收。

于是,五舅和表哥只好含泪把100捆秫秸卸了,赶着空车回了家。到家天已大黑,五妗妗看到空车,知道不但没拉回来秫秸还倒赔了20元钱,气的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是啥世道啦,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五舅赶紧捂住她的嘴:“可别瞎说,这让民兵知道了,还得抓你办学习班。”

没有秫秸编炕席,没赚来钱,这就是1975年五舅悲催的春节。俗话说,谁家过年不吃一顿饺子。可那年,五舅家就真的没吃上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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