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竟然敢飞踹蒋介石
发布日期:2015-06-21来源:转载录入:春雨
1928年,国学大师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多次表示要来视察,但均遭拒绝。刘表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后来学生闹学潮,蒋让他交出闹事学生名单,刘再次拒绝,并指着蒋说:“你就是军阀!”

飞踹蒋介石

1928年,国学大师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多次表示要来视察,但均遭拒绝。刘表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后来学生闹学潮,蒋让他交出闹事学生名单,刘再次拒绝,并指着蒋说:“你就是军阀!”蒋听了十分生气,当场打了他两个耳光。而刘则当众飞起一脚踢在了蒋的肚子上。刘被关押7天,释放后到清华当教授去了。

象刘文典这样的人,民国时虽境遇坎坷,却依然可以保持书生本色,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狂放不羁,恃才傲物,敢面对老蒋发飚,解放后被改造成了老实人,沒能熬过57年的反右,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殘下含冤死去。

民国牛人刘文典:敢飞踹蒋介石的硬骨头文人

中国不乏硬骨头的文人。最近读了岳南先生写的“一代国学大师”一书,又认识了一位硬骨头文人刘文典先生,故神思奔逸,有了许多杂芜的感想。

刘文典和傅斯年、陈寅恪、沈从文是同一代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还是个革命家。1907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语,海归之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翻译和编辑。他选定了古籍校勘学为终生研究的课题,以巨著“淮南子鸿烈集”和“庄子补正”十卷问世,震动文坛,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

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他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没按“大清律”以“大不敬”治罪,更未因言治罪。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下令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下令关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的民事案。

探究历史讲究“无证不立”、“孤证不立”。鲁迅先生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可做旁证。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见到校长大气都不敢出,只会说“哈依”的人是不可能有如此作为的。

出狱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必须滚出安徽!”看来还是给出路,没放逐到国外。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没因有踢蒋的历史不许人用,组织部也没对他内控使用,还是很开明的,重的是真才实学。

反右时被迫害致死

民国时刘文典因在维护学生时顶撞了蒋介石,于1928年辞去了安大职务。建国后的反右运动中,刘文典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残酷的精神折磨严重摧残了刘文典的身体。在这样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之下,刘文典最终没能撑下去,1958年7月便与世长辞了。

我的父亲刘文典

(注:本段文字摘自《中国文化报》2012年04月30日,作者:刘平章/口述。)

我的祖父育有六子二女,8个子女中,要数父亲最聪明,祖父便很注重对他的培养。在他幼年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父亲读经书和古文。长到十二三岁,又请了当地美国基督教会医院的院士教他学习英文。稍大些,父亲便去了芜湖安徽公学读书,受教于陈独秀、谢无量、刘师培等名师。后来又东渡日本,经人介绍结识章太炎先生,遂成为章门弟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回国。不久与范鸿仙等人同赴安徽芜湖,酝酿讨袁行动。恰在此时,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后来“二次革命”失败,父亲不得已再度赴日本。袁世凯倒台后,父亲回国,经陈独秀引荐,在北大担任预科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员,同时担任《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6年,安徽准备筹建安徽大学,教育厅长洪逵向父亲发出聘函,邀请父亲主持安大筹建事宜,父亲欣然前往。安徽大学成立后,父亲被推举为文学院筹备主任,并代行校长之职,主持校务。后来因在维护学生时顶撞了蒋介石,父亲于1928年辞去了安大职务,重回北大任教。第二年应罗家伦校长聘请,进入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同时在北大兼任教授。

“七七事变”后,我们来到云南。那段日子的确是过得比较艰难,但父亲没有因为生活的变化而影响工作。抗战胜利后,很多人要回北平,但他留在了云南,留在了云大。

1954年,我考取了成都工学院,离家读书去了。1956年,父亲被评为一级教授,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反右”的时候,父亲受到了冲击。1957年底我放寒假回到了昆明,有一天父亲突然吐血,我急忙陪他去看病,好像当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1958年4月份,母亲说又吐血了,情况不容乐观,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是一位深爱自己国家的人,很有民族气节。“九一八事变”之后,父亲打算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觉得父亲“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父亲觉得“这些爱国志士连‘知己知彼’的古训都忘记了”,此书翻译出版后,社会影响极大,很多书店都供不应求。“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写了《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以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敏锐地指出日本当局的狼子野心。他作为一个文人,只能靠笔杆子唤起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

父亲的性格其实很开朗,60多岁的人了,还和小孩子们在草坪上滚着玩耍,我夫人担心他闪着腰,便提醒他注意,他说不怕。父亲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欢跟他玩,小孩子爬树时父亲会喊他们下来,小心跌倒,还给他们买糖吃。据我夫人说,有一次云大老师们的小孩在礼堂里表演节目,邀请父亲去,父亲很认真地去理发,回来还洗澡换了衣服。

父亲对他的学生是很爱护很关照的。陶光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学生,1947年陶光到云大教书后,和我们家关系很密切,时常约我父亲去看滇戏。就在看滇戏的过程中,陶光认识了滇戏名伶耐梅,并对其渐生好感,要跟耐梅结婚,父亲没有反对,还帮忙成全。当时耐梅惹上了戏班子里的黑道势力,怕结婚当天出什么事,父亲就特地把庾晋侯请去了,当时庾晋侯在昆明有一定的威望。婚宴就摆在商务酒店,当天平安无事。陶光和耐梅结婚的第一天住在酒店,第二天没有地方住了,父亲就向孙乐斋租了一间房子给他们。

吴进仁比陶光晚一辈,那个时候好像他大学还没毕业,经常来家里向父亲请教问题。记得在“九九整肃”的时候,吴进仁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冤枉,被抓了关起来。父亲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跑去警备司令部,说这是他的学生,警备司令部的人还是比较尊重父亲的,给父亲行礼,立马就放了吴进仁。解放后,父亲还帮吴进仁和孙乐斋先生的二女儿撮合,由我母亲做媒,两人成了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

1954年,全国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在云大的批判会上,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胡适两个字,他觉得胡适是他非常要好的信得过的朋友。刘师培过世后,是父亲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的。当时刘师培出于某些原因,名声有点不好,过世了大家好像也无动于衷。父亲租了一条船,把他的灵柩放在上面,亲自从江苏这边把他送回家安葬。

父亲对于学问是很严谨的。听母亲说,父亲大多是晚上做学问,从晚上9点钟后开始,做到天亮以后才睡觉。中午我母亲做好饭,把父亲叫起来,他还是迷迷糊糊的。那时在大学都是以学术立足,一位教授如果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成就,是会被别人非议的。一个毛头小伙子做点翻译或写点感受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必须要有一两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才行。压力成了动力,父亲就拼了命地做学问,还曾经为了一种资料专门跑到日本去。

很多人说父亲狂,我觉得叫作自信或许更确切些。父亲的《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都在台湾出版了,并且多次再版。中华书局及其他出版社也在出版。知名大学的图书馆都藏有父亲的这两部书。只要是研究《淮南子》和《庄子》的学者,都会把父亲的这两部书作为必备的参考书。

解放以后,父亲看到中国人扬眉吐气,看到中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加之他又参加了政协会议,对于研究学问更是兴致盎然。当时云大在王九龄故居里专门给他备了一间工作室,父亲潜心撰写整理《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校注》。可是初稿刚刚出来,政治运动便扑面而来。父亲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残酷的精神折磨严重摧残了父亲的身体。在这样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之下,父亲最终没能撑下去,1958年7月便与世长辞了。

(选自《温故(二十一)》,有删节,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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