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岳飞并非愚忠——岳飞愚忠论可以休矣!
发布日期:2013-10-28来源:转载作者:刘坤太录入:孙心吾
提起岳飞,很多人立即就会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就会想到一个忠臣义士形象。尽管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流传甚广的民间演义小说却虚构杜撰出岳飞的“愚忠”形象,而且自明清以来,岳飞竟然成了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

原题目《略论岳飞之“忠” 》(部分改动)

提起岳飞,很多人立即就会联想到他背上刺的“尽忠报国”,就会想到一个忠臣义士形象。尽管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流传甚广的民间演义小说却虚构杜撰出岳飞的“愚忠”形象,而且自明清以来,岳飞竟然成了统治阶级宣扬“忠君至上”的典范!

近现代史林诸贤,曾屡屡为评价岳飞之忠而操笔伐戈,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岳飞是否“愚忠”的大辩论至今,见诸报章刊头的专文,已逾数十篇之多,至于史家评史兼论及岳飞之忠者,更是无以尽计。然纵观诸家之说,大约可分为两派:

其一是所谓“愚忠”说,依据民间演义小说的描述,认为岳飞之忠,是绝对忠君,认为岳飞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忠君的思想驱使下干的,甚至直到临刑前,“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耿耿忠心”!是岳飞的忠君思想“葬送了抗金事业”,铸成千古奇冤,岳飞“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1985年2月,黄君萍在《晋阳学刊》上大谈“岳飞愚忠思想的危害”,再次论述了这些观点。

其二,是承认岳飞之忠里包含有忠君思想,但决不是对皇帝无限忠诚。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岳飞确有忠君思想,但并不像后世人渲染得那么严重……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得忠君”。而龚延明先生则更具体地指出:“在抗金斗争和反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政策上,岳飞不存在忠君思想,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岳飞确有忠君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争论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哪方能“大获全胜”。

由此看来,仅仅对岳飞忠君与否进行“量”的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因近年留意于宋代社会伦理思想,对岳飞之“忠”,本人曾尝试着进行了一些“质”的分析,偶有一点浅见,现陈述于后,以就教于诸贤。

一、宋代“忠”的内涵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它不仅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人身上体现时,还有着不同的内涵。评说岳飞之忠,不可不分析宋代“忠”的具体内涵。

本来,在先秦时期,“忠”是表示各种人际关系可靠程度的概念,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性,也具有非常丰富的伦理学内涵。自秦汉封建专制形成之后,“忠”便成为君王对臣民的单向绝对要求。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很少再被人提及,朋友、父子、夫妻之间,也不再用“忠”来表述相互情感和关系,“忠”的内涵,被强制的唯一地释为“忠君”。但是,到了唐末五代期间,“君权天授”的迷信,被农民起义和统制阶级内部的激烈倾轧所粉碎,兵强马壮的军阀武夫,只需挟二三悍卒,便可任意易君弑帝,自称孤寡。如大臣冯道几易新朝,却全无不忠不义之愧。

自北宋太祖以强兵逼君“禅让”而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才重新宣扬“忠君”。如欧阳修修《新五代史》,便多以能否“忠君”为褒贬。宋真宗时,太子喻德鲁宗道私入酒肆饮宴宾亲,被纠察抓获,不得以而向宋真宗坦白交待,反被宋真宗大为夸赞,誉为忠于君而不敢隐己私的典范。

但是,毕竟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既然宋太祖都能不忠其君,谁会痴信“忠君”之行为天经地义呢,所以,尽管宋王朝皇帝费尽心思,一直没取得多少成效,如上述宋真宗对鲁宗道的小题大做,正是当时社会欠缺“忠君”风范的反证。

自北宋中期之后,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加入了宣扬“忠君”的啦啦队,但却旗帜鲜明地摒弃了只强调臣民绝对服从君王的愚忠概念,转而强调君王应以社稷国家之久远利益为忠的前题,即所谓“君要行君道,”君要能时刻“为江山社稷计”。如理学创使人二程就曾多次指出:“忠者天理”“然为君尽君道亦天理也”。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秦桧的这些无耻谰言,而且还严厉地警告秦桧,范如圭说:秦相公你如果犯了众怒,陷君主于不义,那么秦相公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谤而已”,秦相公你“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3)!

《宋史》卷381《范如圭传》记载:“秦桧力建和议,金使来,无所于馆,将虚秘书省以处之。如圭亟见宰相赵鼎曰:“秘府,谟训所藏,可使仇敌居之乎?”鼎竦然为改馆。既而金使至悖傲,议多不可从,中外愤郁。如圭与同省十余人合议,并疏争之,既具草,骇遽引却者众。如圭独以书责桧以曲学倍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桧怒。草奏与史官六人上之。”

顺便提一下,即使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南宋小朝廷亦极力宣扬以“忠君”为忠,却和北宋一样收效甚微。就连极力鼓吹三纲五常的朱熹,也明明白白地不许弟子们绝对“忠君”,而是要先看皇帝是否“爱民如子,使臣以礼”,然后才可决定是否“事君以忠”。并且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倘若君不尽礼而臣子仍尽忠,必将“致君臣不以善终”,这不是忠君,而是“贼其君者也”。可见,在宋代这样的社会里,岳飞之忠,其实并不是像后世宣传的那样“愚忠”的。

二、岳飞之忠,志在民族国家

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正好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年这样一个汉民族危亡不定的时代里。岳飞是以“忠勇”赢得英名的,岳飞所“忠”的对象是什么?宋高宗奖给岳飞“精忠岳飞”旌旗时,当然是希望岳飞忠于自己的,可是岳飞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却是“尽忠报国”!国是指什么,仅仅是皇帝吗?仅仅是宋高宗赵构本人吗?

许多人一再撰文强调: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和君主、祖国和朝廷,完全是同一个概念,岳飞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分辨清楚。因而“尽忠报国”,即是为赵宋王朝尽忠,为朝廷尽忠自然也就是为皇帝尽忠。可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两宋时期社会思想的实际内涵变化,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从宋代开始,准确地说,从北宋末南宋初开始,“朕即国家”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在宋朝人民的坚决抗金与赵构秦桧一伙投降派面前,宋人将皇帝与国家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尊师周宝珠先生在《试论南宋军民与岳飞反对宋高宗对金投降活动的斗争》一文中,对这种现象曾作了精辟论述,先生列举了这样三条史料:

1、当宋钦宗下诏割太原等三镇时,宰相何粟居然当朝痛斥宋钦宗一伙道:

“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石敬瑭故事岂可遵乎?!”

2、当宋高宗和秦桧一伙准备对金屈膝求和时,枢院编修官胡铨愤而上《乞斩秦桧书》。其中写道: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

3、最直率的莫过御史方廷实,当绍兴议和时,方廷实在奏章中写道:

“……呜乎!谁为陛下谋此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请看,宋人把“天下”和“陛下”分得何等清楚!不难看出,何粟、胡铨把天下说成是“祖宗之天下”,只不过是不敢“造次”而说出不是赵家天下,却具体地指出:“非陛下之天下”。而方廷实说出的才是宋人的心里话。天下国家是谁的?是中国人的天下(当然是指宋朝统治区内各族),具体说就是“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根本不是宋高宗的天下!所以,如果硬要说宋人也分不清皇帝和国家的本质区别,那就根本无法理解以岳飞为代表的宋朝军民,为何能如此自觉地进行如此英勇的抗金斗争了。

作为一名武臣,岳飞不能像文臣方廷实那样直言不讳,也不可能像何粟、胡铨等文臣那样激扬文字,但是,岳飞在忠于陛下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岳飞抗金斗争的一生,清楚地证明了这位民族英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宋高宗卖国投降、背叛民族利益行径的强烈不满。

让我们略举几例:

——建炎初年,当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积极策划抛弃中原,南下逃跑时,身为从七品下等军校的岳飞,居然“越职言事”,亲自上书批评皇帝:

“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我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乘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结果,被以“越职言事夺官”。倘若不是以国为计,他何以能冒如此之大险,竟敢于直言指斥权相误国,敢敦促一心要逃命的皇帝亲征。试问,如果岳飞只是一心“忠君”,唯君命是从,爱君如父,只看君王的安危,那就希望皇帝尽可能逃得快一点,逃离金人远一点,哪里还会犯颜直谏,要皇帝亲冒矢石,拯国家、民族人民于水火呢?显然,这完全是出自岳飞为国家分忧的主人翁精神。

——当金兵猛攻建康时,身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的宋军统帅杜充,完全置敌于不顾,不仅不组织军民抗击,反而蓄意投降。岳飞明知主帅怯敌,诸将不协,面对汹汹强敌,自己虽“以孤忠效命,亦无补于国家”,但他还是浴血力战。当其他溃将劫持辎重四散逃亡时,岳飞首先想到的却是“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岳飞率众苦战数日,斩敌首以数百千计者不知其几,直至迫不得已,才整军撤离。这时,既无朝廷号令,亦无主帅指挥,岳飞想到的却只是国家。

建康失守后,当宋军统帅杜充降敌,大将戚方率众为匪,一些将校眼看粮尽援绝,皇帝不知去向,便也劝岳飞自谋生路,有些人甚至劝岳飞集中散兵游勇,一道北去投奔金朝。在这种时候,“忠于皇帝” 早已没有任何号召力了。岳飞当然也不会想到为那个找都找不到的皇帝效忠,可他却坚定不移,并且激励将士们“当以忠义报国”,绝不能“降而为虏”或“溃而为盗”,并且决绝地说:“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

岳飞招集散兵游勇,然后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在极其艰难的非常时期,岳飞率领几千将士,坚持与金兵周旋在建康周围,连续多次重创金兵,准备相机收复建康。当岳飞率师移驻宜兴时,他岳飞曾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壁述志:

“余驻大兵宜兴,……徘徊暂歇,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从表面看,岳飞要迎还二圣,似乎属于“忠君”,其实更重要的是“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

——当绍兴八年,宋高宗与秦桧一伙决意求和时,岳飞不仅接连上章反对,并且和宋高宗“对着干”,一方面加紧练兵,准备军需,一方面派人大力连接中原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准备就绪,便要举兵北伐。与此同时,岳飞还明确表示:“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不当这不为国家尽忠的窝囊官。

当宋高宗怕岳飞举兵阻碍和议,想把岳飞召到杭州进行说服时,岳飞立即上书“屏迹山林,以养微躯”,吓得宋高宗急忙连下严诏,勒令岳飞入朝,再三借口自己是迫于“尽孝”,要迎回“帝后梓宫”,要求岳飞支持议和。岳飞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议!”继而又复奏道:“不可与(金)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乞整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

当宋高宗一意孤行,按金朝要求定了和议后,诏书传来,岳飞却在所谓的贺表中再次痛苦地申明自己的反和立场:

“臣……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臣愿谋定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嵇颡以称藩!”

这哪里是贺表,简直可称为檄文!

宋高宗为粉饰丑行,对文武臣僚加官进一秩时,岳飞坚决不肯接受,并且一再强调:

“夫虏情奸诈,臣于昨对,已尝奏陈,切惟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以训兵伤亡,谨备不虞,而不可以行赏论功,取笑夷狄。事关国政不容不陈,初非立异于众人,实欲尽忠于王室,欲望速行追寝,示四夷以不可测之意。万一臣冒昧而受,将来虏寇叛盟,则以伤朝廷之体,仍望以此贴黄,留中不出,保全臣节,臣不胜至情,伏乞睿照”。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保全臣节”,岳飞认为,容忍皇帝与金议和一事,是有损于自己的民族气节的,倘若再因此而升官受赏,则更有辱于人格,与自己“尽忠报国”的夙志相悖。只有以国家荣辱为荣辱,以社稷兴亡为己任的岳飞,才敢于兜头给宋高宗、秦桧一伙泼下一盆冷水。而一个只懂得忠君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这些事情的。

——当绍兴十年(1140)金兵叛盟,大军压境,宋高宗迫不得已,下诏岳飞等全线抗金。时岳飞苦心经营大举北伐已达三年,中原义军,已在两河结成起犄角之势,单等岳飞挥戈北上。西线上的抗金将领吴磷、胡世将等,顽强地抗击金兵,把金兵阻击在凤翔,在东线上,抗金将领刘錡以五千精兵固守城池、打退金兀术几万大军的猛烈攻击。另有韩世忠率部渡淮攻取淮阳军,张俊部王德已进军宿、亳,形势对宋非常有利。可是,宋高宗一见局势缓和,便要岳飞住手,专派司农少卿李若虚星夜赶往鄂州(今武昌),传旨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见旨后,义愤填膺,反复向李若虚申明形势大义。为了“忠君”,李若虚再三坚请岳飞遵旨班师,岳飞坚决不从,宁可违抗皇帝而招来杀头之祸,也决不让国家失去这次难得的抗金良机,毅然抗诏挥师北伐。正是这种无限忠于祖国的义举,才能使李若虚大为感动,也毅然表示:“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于是才有了郾城大捷,才能进军朱仙镇,打出宋朝的国威。倘若岳飞只是忠君,何以能有如此义举!

仅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清楚地看到:岳飞之忠,其志在民族和国家,并不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

三、“愚忠”之论,可以休矣!

既然宋人“忠”之概念如此,岳飞之“忠心报国”又如此,为何史学界许多人一直要说其“愚忠”呢!这里倒并非是谁人有意贬低岳飞,而是对一些史实缺乏分析而产生的误解。笔者既要论岳飞之忠,自然亦要对此试条析一二。

我们应该注意,宋朝毕竟是封建时代,尽管宋人在“忠”内涵上有了创新,但仍是以朝廷为国家的合法代表,宋人可以不忠于皇帝,但却要忠于代表自己民族的赵宋王朝,可以说,在宋朝人看来,为国尽忠,只有通过支持宋王朝,才能表现出来。试想,如果宋人没有赵宋王朝这一旗帜和纽带,那与一盘散沙有何区别?毫无疑问,在阶级关系上,宋王朝是统治和镇龘压人民的反动政权,但在民族关系方面,宋王朝却是汉民族赖以存在的依托物,所谓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总是有类似宋王朝这样具体的地理上政体上的依托物,因此,宋人关于国家、民族的意识,一般是通过对赵宋王朝的支持与否来反映。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譬如被宋钦宗抛弃的三镇军民,是为自己的家乡本土而战,是为自己是汉人而战,再如北方沦陷区的忠义军,也是如此,其中的石頳,在山西文水县屡败金兵,粘罕以酷刑劝降,他厉声回答: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正是因为他们失去朝廷之后,才会想到高于朝廷之上的民族。而岳飞没有这样的经历,他的民族意识,只能依托于宋朝朝廷。所以,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宋朝人一样,岳飞必须承认朝廷是宋朝人的代表,必须承认皇帝是统治者,谁都能想象得出,如果当时有人敢公开称自己不服从皇帝,会招来什么麻烦。毕竟皇帝还是国家的合法代表,在岳飞的奏札言词中,言必称臣子,国必称朝廷,是非常合乎情理的。据此并不足以说明岳飞是对皇帝无限忠城的。我们应该看到:当宋高宗不得已而抗金时,他成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旗帜,岳飞的“忠于国家”、“忠于朝廷”,和“忠于皇帝”名义上是相统一的,或者说是一致的。

这时的“忠君”,只是一种“忠于国家”的表现形式。当宋高宗对金乞和投降时,岳飞立即就与其进行斗争。这时的“忠”,就与“忠君”完全格格不入了。岳飞之“忠”的实质,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其实,就连宋高宗也不承认岳飞忠君,恰恰相反,宋高宗正是认为岳飞不忠君,认为岳飞是叛臣,认为“必杀飞始可和,”才伙同秦桧杀害岳飞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岳飞之“忠”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为国还是为君,才能看到其真实思想本质。

最为“岳飞愚忠”论者津津乐道的,大致有三点:一是岳飞镇压杨幺等农民起义军,二是岳飞面对十二道金牌,不该班师,三是当宋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时,他不该再对宋高宗抱有幻想。

其实,岳飞镇压起义军问题,近年来史家论述不少,依笔者陋见,并不是因为他的忠君思想,而是他的抗金立场所致。

究竟杨幺是否真的“连结李成”,勾结伪齐,目前史界还有分歧。但有一点诸家都同意:即岳飞认为杨幺是肯定与伪齐和匪兵李成有勾结的。这在许多史籍中都言之凿凿。如绍兴四年他上奏请出兵收复襄阳六郡时,曾提到:“今外有北虏之寇攘,内有杨幺之窃发,俱为大患,上轸宸襟,然以臣观之,杨幺虽近为腹心之忧,其实外假李成,以为唇齿之援。”岳飞受命出征杨幺时,又提到“臣契勘湖贼先与伪贼结连…….”所以,就岳飞主观愿望来说,杨幺造反朝廷,尚且不为大过,唯其“勾结李成”和“与伪齐结连”,则是直接危害民族国家利益的弥天大罪,也是岳飞所以“忠实地”执行宋高宗“剿平杨幺”的主要原因。所以,以此为据来说岳飞“忠君”,显然是只看表面,未见本因。

其二,人们指责岳飞因“忠君”而不敢违抗十二道金牌,其咎亦未必应当。众所周知,岳飞这次大举北伐,出师便是违诏的,当岳飞连获大捷时,忽然接到班师诏令,并没有“忠实地”执行,而是立即上奏道:

“今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发出这一“抗诏”之奏之后,岳飞不仅没有“班师”,反而乘胜进军,逼进朱仙镇。这时,宋高宗、秦桧“知飞锐不可回”,便采用“釜底抽薪”之术,先下令张俊、杨沂中等部后撤,严令刘、韩世忠等部不得轻进,同时连下十二道金字牌班师诏,在这种形势之下,岳飞感到自己无力实现恢复中原的夙愿,且前有负隅之金兵,后有奸相之钳制。岳家军正处于危势,若坚持进击,虽可再获大捷,但却会断绝粮草军需供应之源,又失去牵制金军力量之左右翼,孤军深入,纵能支持亦不可长久,绍兴六年秋,岳飞亦曾孤军挺进陕洛,因军粮无继,士卒有饥饿而死者,那种惨境,岳飞还记忆犹新。况金兵见岳飞军孤势窘,必然会集重兵来围攻。其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岳飞忍痛班师而不再“违诏”,决不是因为“忠君”或“愚忠”,而是迫不得已。任何明智的军事家,都不会因自己的义愤而置千百万士兵的生命于不顾的。只要我们为岳飞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都不会怪罪岳飞班师的,更不会因此说岳飞“因愚忠而葬送抗金事业”。

至于说岳飞遭冤时,仍对宋高宗表示忠诚,抱有幻想,这种说法,其实主要是来自历代统治阶级故意虚构渲染岳飞忠君至上(譬如清朝乾隆皇帝)以及《说岳全传》之类的演义小说!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岳飞,从一被诏到临安,就对宋高宗的不义带有戒心,虽然相信“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但又预感到“万一不幸,亦何所逃”!待到狱中遭刑讯逼供时,岳飞悲愤地说:“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一直到临刑前,岳飞只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皇帝抱有幻想”的只言片语,倘若岳飞对宋高宗存有幻想,他为何不请求皇帝为他主持正义呢,他把自己的冤屈全对“天日”倾诉,不正是因为他看透宋高宗狼心狗肺了吗?他哪里“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洞察他的耿耿忠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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