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遗孀李琼:扬帆一家蒙冤25年始末
发布日期:2015-08-24来源:转载作者:李琼口述、董洁心整理录入:春雨
扬帆(1912-1999),1937年参加zg,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zg执政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

扬帆(1912-1999),1937年参加zg,曾经在新四军和华东局中担任重要职务,zg执政后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扬帆因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而蒙冤25年。在这期间,我作为妻子和几个儿女顶着巨大压力,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直到把他拉回亲人的身边。本文原载《百年潮》2008年第12期,李琼口述、董洁心整理。全文如下。 


晚年扬帆

年末的最后一天失去自由

1954年,对于曾经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职务,整整一年赋闲在家。1954年的最后一天,扬帆和家人在家中团聚小酌,希望来年能够顺利。正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到家里。打电话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接过电话后,扬帆很高兴,三口两口吃完饭就往房间里跑。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件灰色的罩衫,那是他外出的服装。他来到我身边,轻轻地说:“许建国从北京回来了,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一趟,可能我的问题要解决了。”当时许建国和时任上海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一同去北京开会,开会的具体内容已经被免掉行政职务的扬帆自然无法知晓,但他们一回上海就找扬帆,可见一定是带回了跟扬帆有关的消息。

这天晚上扬帆出门的时候是兴冲冲的,他觉得是好消息,因为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信心,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相信有关他的种种问题都会一一解决。

走的时候,扬帆和我没有道别,然而这一别就是25年。

扬帆是带着警卫员坐汽车走的,没想到走了没多久,他的警卫员就回来了。他跑到我的房间里面,非常紧张地说:“李琼同志,首长出事情了。”原来,汽车并没有把扬帆送到许建国家里,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阳路俱乐部。扬帆从汽车上下来,警卫处的人就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警卫员看到扬帆被两名警卫处的人架着进去了。

听了警卫员的描述,我当时非常紧张,但是在警卫员面前,我还是故作镇静。我对警卫员说:“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独自等扬帆的消息。到晚上10点,警卫处长到我家里来,他说:“李琼同志,扬帆要到北京去开会,你准备一些衣服。”还说这次开会可能时间比较长,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一些。当时听了这个话,我根本不相信扬帆是去开会,我心里明白,扬帆不是被隔离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疑惑没法问出口,只好给扬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让警卫处长带去。

事实上,扬帆被架进岳阳路俱乐部以后,上了二楼,也的确见到了许建国等人。然而这时的扬帆已经知道等待他的并不是好消息,因为所有人都板着脸,没一点儿笑容。许建国向他宣布:“中央已经来指示,决定要审查你,要我们把你送到北京去。”扬帆听了这个话,心里就明白了。他当时说:“那我回家去准备一下吧。”许建国说:“你不用回去了,叫人到你家里去取东西就行了。”

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过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许建国把我叫到他的家,对我说:“李琼同志,扬帆到北京去开会了,这件事你对任何人都要讲是开会,对家里人也是这样讲。”又说,“你小孩子比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带好。”虽然许建国并没有告诉我什么情况,但这些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扬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而同在公安局工作,我知道这些事情如果组织没有明确告诉你,是不能问的。我一个人回到家,冥思苦想,怎么也不明白扬帆究竟有什么问题。回想到几个月前,我曾经问过扬帆这个问题。

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当时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科长以上的干部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针对扬帆的批判大会。开始是叫扬帆作自我检查,他作完检查以后,就让他回家,不允许他参加之后的会议。会议之后的内容是大家批判揭发扬帆,主要说他对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该抓的不抓,该杀的不杀,说他包庇这些人。讲到后来,有的人上纲上线,说扬帆这样做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当时在场,听到了这些话很紧张,也无法理解,更无法辩驳。会后,许建国把我叫到后台,对我说:“今天会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许向扬帆传达,你要用党性来保证。同时,你这几天要注意扬帆的活动,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电话告诉我。”我回去后没有同扬帆提会上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心神不安,忍不住对扬帆说:“老扬,你是公安局长,你对党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干部。但是,你心里真有话的话,我希望你找个人谈谈,像谭震林这样的同志,沟通沟通。”没想到扬帆听了这话非常生气,他马上跳起来说:“连你也不相信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都说了。如果有人认为我还有问题,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没想到,扬帆这句话一语成谶,他果然付出了25年的时间,才证明自己的清白。

生离之后是死别

在扬帆被带走的四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4月,黄赤波来到我家,他带来的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他告诉我:“扬帆被逮捕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昏过去,原本还抱有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

在这几个月中,扬帆在头一两个月之内还来过四五封信,都是经过公安局转的。他在信里只字不提自己的问题,只是问问家里老的好吗,小的要当心,再就是问问我身体怎么样。讲到自己,只说组织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具体在什么地方,查他什么问题,一句不提。当时,我的回信也是通过公安局转去的,到了第三个月开始,就杳无音信了。

扬帆被捕后,我翻来覆去想,扬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迹和可能,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当时也有组织来找过我,叫我到党校去学习。我去了以后才知道,是到党校接受审查,叫我交代扬帆的问题。然而交代来交代去,我也说不出扬帆可能成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

几乎就在宣布扬帆被捕的同时,“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震动全国,那是1955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祸不单行,刚刚经历了生离,马上又要面对死别。

扬帆走后,我一直瞒着扬帆的父母,老人家身体不好,受不了这个打击。然而在扬帆走后大概一个月,他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孙女小殷说:“你妈妈说你爸爸去开会了,是骗我们的,他失踪了。”这时老人已经猜到儿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压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脑溢血,我把他送到医院之后两三天就去世了。

老人走后,我很伤心。两位老人是1950年来到儿子家的,到扬帆的父亲1955年去世,我们差不多一同生活了4年。当时作为公安局长的扬帆,待遇不错,有两部汽车,一部是扬帆坐的,一部是警卫的。虽然有两部车子,但是4年多时间,扬帆从来没有用车子带我们到公园玩过一次,或者带我们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因为扬帆的工作实在太忙了,以至没有时间陪伴父母,这是他对父母永远的愧疚。

在扬帆的父亲去世后,和我们同住的扬帆的姐姐,在9月因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扬帆的母亲也因为丈夫、女儿去世、儿子失踪郁郁而终。一年之内一同生活的3个人去世了。

然而到了1957年,我面对了扬帆走后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我最小的儿子,扬帆走的时候只有2个月大,当时已经3岁了。一天,儿子突然发烧,我把他送到儿童医院去看,医生说是感冒,如果保险起见,住院几天观察一下。我当时心想,感冒不要紧,自己家里经济拮据,住院花费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脱不开身,没法在医院陪孩子。于是要了一点药,就把孩子带回了家。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发现儿子还在发烧。到了这时,儿子已经连着3天发高烧,此时我有点儿急了,也顾不上吃晚饭,抱着孩子又到了儿童医院。那天晚上,医生再次建议住院,我同意了,在观察室住了下来。等到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儿子得的是小儿麻痹。我听到这个结果心里很难过。而此时孩子神智还清醒,他对我说:“我要吃橘子。”我赶紧答应:“妈妈这就给你去买。”没想到等到橘子买回来,儿子已经死了,我手里的橘子掉落一地。

艰难的岁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一家人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

因为是“反革命家属”,我和五个孩子往往需要比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样的回报。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经常会遭受突如其来的打击或中伤。

扬帆被捕之后,我首当其冲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进了学习班。从学习班出来以后,我没有回原来的公安系统,而是被分配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因为“反革命家属”是不能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我不得已离开为之战斗了几十年的工作岗位。

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不光体现在我身上,也同样落到了几个孩子身上。对于我们家这样成分的孩子,有几个规定:第一,不许当兵;第二,不许到工厂做工人;第三,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读书。所以,我和扬帆的几个孩子都是插队落户。我们的二女儿扬小舜因为有哮喘病,没法插队落户,初中毕业以后在家里呆了8年没有工作。

扬小舜是六六届初中生,当时“上山下乡”的口号还没有出来,所以,他们那届毕业生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上海的各个工矿企业工作,只有一小部分到了黑龙江和市郊农场。当时,小舜看到班里其他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只有她一直没有拿到。她就到学校去问,学校告诉她:“你那个档案材料,从这个局扔到那个局,手工业局出来又到纺织局,都不要你,没有人要你。因为你这个情况,人家看了都不肯要你,所以你的材料已经退回街道了。”小舜听了这个话虽然伤心,但是她想就算档案退回街道,街道可能还会给安排工作。于是,她一直等着。没想到从1966年开始等,一直等到1974年底才拿到工作的通知。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兄弟姐妹都插队落户了,妈妈又在干校,她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前途,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扬小舜一个人遭遇到了,她的妹妹扬小朝也经历过许多不公平的对待。扬小朝很早就插队落户了,她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于是更努力地工作,以期证明自己。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书的机会都与她无关。这还不是最伤害她的事情,让她最痛苦的是,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伤人的话会从她信任的人口中说出。

有一年,一同插队的一个知青回上海探亲,这个知青是扬小朝的同学,她们去了同一个农村,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知青从上海探亲回去后,她们几个人约好去她家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回城的机会不多,有谁从上海回来大家都很开心,都要去问问上海什么情况。那一天,她们就到了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说:“现在上海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你们要听吗?”那个时候农村生活很枯燥,大家一听讲故事都很高兴,就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这个故事是关于潜伏特务的,果然很生动,名字叫《绿色的尸首》。然而到了故事结束、真相大白的时候,这个朋友对着小朝说:“你知道潜伏特务是谁吗?就是公安局长扬帆,就是你爸爸。”小朝当时一下子惊呆了,旁边的其他同学也很吃惊,屋子里鸦雀无声。

像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并不是一次两次,在2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一直持续着。孩子们受了委屈还能对妈妈哭诉,而我又能向谁去诉说自己的痛苦呢?因为孩子小,我周围也没什么可以信任的朋友,我不光没地方诉说,连哭也不能随便哭,怕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只得在孩子睡觉以后,一个人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哭完了,第二天眼泪一擦,还得高高兴兴地上班去。生个小病也不敢请一天假,怕受批评,小毛病自己都忍着,仍然去上班。在上班的时候,我还要装得很开心、很乐观,唯恐人家说我情绪不好,是对抗组织,这顶帽子我戴不起。

痛苦的决定

时光荏苒,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10年了,除了开头几个月有过几封信,之后再没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在这10年中,家里经受了许多打击,孩子们也逐渐长大。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和扬帆离婚。

这一年是1964年,此时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差不多到了工作成家的关键时刻。而头顶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对于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当时我在卢湾区中心医院工作,单位的领导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和扬帆脱离关系,这样不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好,也对我自己的工作比较有利。当时我的答复是:“我的责任现在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做好工作,第二条是把孩子养大。至于扬帆,我随便他是什么问题,我早就不考虑了。但是叫我去离婚,到法院去起诉、开庭,这一套我做不出来。”我委婉地拒绝了组织让我离婚的要求。然而没几天,领导又来找我谈话,还是要求我把离婚手续办了,组织上可以出面请法院的同志上门办理手续。这样,我第一出于对家庭和孩子的考虑,第二迫于一定的压力,同意和扬帆离婚。过了几天,法院果然派来一个女同志到我的单位,给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手续办完了以后,我思来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扬帆说明一下。但是,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扬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扬帆通信,组织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写了一个条子,通过组织转给扬帆。我明白,这个条子一定要经过审查才能到扬帆手中,自己的苦衷没法说明白,于是就写下了几行字:“鉴于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没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个孩子都由我一个人来抚养。”在纸条中,我写明了一个人抚养五个孩子,就是想告诉扬帆,我虽然办理了和扬帆离婚的手续,但这辈子不会再和别人结婚了。

写了这个条子之后,组织上转来了扬帆写的一个条子,在这个条子上,他什么都没表示,既不表示同意离婚,也没说不同意,上面只有一句话:“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可怜最小的孩子,扬帆走的时候他才两个月,儿子死了扬帆一直不知道。

事实上,在组织帮我和扬帆办理离婚手续之前,扬帆就有过类似的想法。虽然他一直坚信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澄清。然而毕竟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对一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年纪还轻,孩子又小,我们变成“反革命家属”和“反革命子女”,日子很不好过。在被关押近10年之后,扬帆觉得出狱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组织,要求办理离婚手续。他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得到丝毫回音。不久,组织就出面帮我办理了离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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