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访谈录: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发布日期:2015-11-27来源:新浪博客作者:资中筠录入:春雨
从跨越两个时代的文科大学生到外事部门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潜心学问,到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81岁的资中筠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经历?夏日的一个下午,在她方庄的家里,资中筠接受了本刊专访。 

困难时期主动要求回国挨饿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这件事对整个欧洲的左翼触动很大,我自己也很震惊,至今印象还很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国内是看不到的,我们在国外自然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刊登了秘密报告的全文,我看完后很震惊。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洗脑已经被洗得差不多了,非常坚定地相信国内所讲的一切,也就是不管斯大林犯了什么错误,也还是要拥护苏联,不能让帝国主义钻空子。  

不久,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国际上有好多原来的共产党员退党。紧接着就接到国内的一些精神,意思就是说我党一向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国沙文主义有错误。但是越到这种时候,共产党人越要坚定,就是要经得起考验。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有些人退党了,党就更加纯洁了。我当时还不是党员,就想要特别注意自己要经得起考验。我当时认为,这是斯大林个人犯了一些错误,不能因此对共产主义事业动摇。

1958年,我们听说国内“大跃进”了,粮食多到吃不完,农村吃饭不要钱,兴奋得不得了,以为中国了不起了。到1959年的时候,又听说国内经济不好了,大家生活很苦,有的地方还在挨饿。现在的人一定不能想象,我们几个年轻人,包括我跟陈乐民就觉得自己在国外养尊处优非常惭愧,就申请回国跟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也就是一块儿去挨饿。我们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经济困难,是不是政策失误了。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我们在国外与国内生活反差太大,是惭愧的事情。1959年夏,我和陈乐民暂时奉调回国,不久就真的感到匮乏的滋味了。后来,赶上中苏交恶,和平运动也分裂,我们就没有再回维也纳。以后几年我也尝到饥饿的滋味,身体浮肿,不过比起农村来还要好得多。

不喜欢人们总是介绍我曾是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我最不喜欢人家老介绍我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好像这样就算是抬高身价,是一种恭维。我是做过这方面工作,但不是我主要的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跟“文革”时期不一样,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我1959年回国,当时国家领导人见外宾由国务院外办派翻译,外办掌握一个各语种的外文干部名单,大约经过审查、历史没有问题、业务又比较好的。想必这个名单里就有我。平时,这几个人在本单位该干什么干什么,遇到领导人有外事活动,由外事办公室抽调使用。一个语种有两三个人,需要时通过本单位办公室通知你。  

大概从1959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我此类任务比较多,因为我会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到所有领导人可能都翻过,当然周总理最多,因为他外事活动最多。周恩来比较喜欢用我们这些在“和大”工作过的人,因为我们接触面广,当时世界各地的热点问题都知道一些。虽然外交部也有很好的翻译,但是他们分管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别的地区就不熟悉。  

每年国庆周恩来都要举行一次国宴,有时春节请外国专家等,他也出面。宴会上,我们几个翻译就坐在一个地方,总理起来要巡回祝酒了,赶快跟在后头一桌一桌转。例如他要与拉美的人说几句,西班牙文翻译就赶快向前几步。  

我第一次接触周总理是1954年,“和大”接待一个印度艺术代表团,那个时候印度是我们除了苏联之外最重要的邦交国了,对他们的接待规格很高。为印度艺术代表团举行的一次酒会上,大家都是走来走去,乱糟糟的。忽然周恩来来了,他进来不是前呼后拥,虽然有警卫,但我们看不见。周恩来进来就跟大家碰杯,这时我跟几个同事在一块儿扎堆聊天,我印象挺深,他忽然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认得我吗?我叫周恩来。”我们几个姑娘大为惊喜,赶快说认得,他随便问了几句就走开了。  

第一次见毛泽东就更没什么特别。记得是1959年国庆节,我陪着来参加10周年国庆的一批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领导人,到天安门城楼上看焰火。时间到了,就有礼宾官叫我领着他们去一间小屋子见毛主席,说了几句客套话。这些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领导人,也没有现在想的那么神圣不可侵犯。 

我为什么对这样一种介绍反感呢?因为好像一个人的身价随着他为之服务的人的身份而提高,而我追求的是自己独立做出的贡献。即使是翻译,实际上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和经典著作的笔译比给领导人翻译更难,更见水平。另外,到“文革”之中,一切都不正常了。毛主席完全被神化,极少人能接触到。“身边工作人员”,包括翻译,真的被赋予一种特殊身份。我那时已经在干校劳动。我出于洁身自好,也怕现在人不了解情况,引起误解,所以总要予以澄清。

属于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1964年,我大病一场,前后两年,紧接着就赶上“文革”。说来我还要“感谢”“文革”,要是没有“文革”的话,我的病不会彻底好。我得的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这个病就是由于工作压力大、太紧张了。现在的翻译特别娇气,同声传译一个钟头换一次,我们那时都是从头盯到尾,8个钟头最多两个人轮流,有时就是一个人,而且秘书工作、起草文稿等都要做。  

尤其是中苏有分歧之后,双方常常为了一个决议要争一夜,就是一个字也要争夺。其实,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用词分寸如何?骂帝国主义到什么程度?一个文件中出现几次美帝字样,那个时候觉得重要得不得了。国内都有指示,争不到自己要的,苏联代表回去难交差,我们代表回去也交不了差。我们这些翻译就得陪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抠。那个时候年纪轻,不在乎,吃兴奋剂,硬挺着。我最长的一次,连续不睡觉,工作了48个小时。忽然有一天身体就完全垮掉,病倒以后非常虚弱,大夫说我以后不能再做高强度脑力劳动的工作了,当时我挺伤心的。病初步好转后就上半天班,休养时间太长,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赶上“文革”,不久就下放,成天去干体力劳动,不读书,不看报,病就给养好了。  

我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业务上又需要“用其一技之长”。到“文革”前已经工作十五年,连个科级都不是。级别不高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没有达到挨斗的级别。虽说没有被作为“当权派”来斗,但还是挨了不少大字报。群众批领导时,认为领导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重用我这种人。这主要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出身。起先我还不知道,我被使用的情况很突出,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你一天到晚跟领导做重要的事情。“文革”初期,同事们贴我的大字报,我才知道虽然我努力改造,但是在群众眼中,我从来被认为没有改造好。在单位里打扫卫生,我都是一马当先,但是也白搭,人家不承认,出身是无法改变的。确实,由于出身的原因,我举止跟劳动人民可能还是差得比较远,由于工作的性质,不大可能多参加机关的群众活动,总是不能“打成一片”。运动一来,各种不满发作出来,后来我感到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又觉得不能怪我,感到委屈。不久,我就被下放劳动了,起先是在京郊。林彪的“一号命令”后,我们单位整体去河南,我一家三口在河南农村待了一年半。

要求调到研究部门,脱离迎来送往的“官场”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周恩来预计将会有一个外事工作高峰,所以就要求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外文干部先调回北京待用。那时,我在干校一心学习当农民,已经不问天下事,不作回京的打算了。1971年秋我忽然从干校奉调回京。当时“和大”已经撤销,合并到对外友协,我就分配在对外友协“美大处”工作,随后任美国组组长。尼克松访华时,我就被借调到外交部参与了接待班子。尼克松访华的整个随行团有400人,其中200人是记者,包括各大报纸、通讯社、三大电视台和几家广播电台,所以接待任务很重,需要很多人。我被分配到记者组。第一次开会,发现许多过去群众团体的熟人,我们以前开国际会议常常互相借调,所以很熟悉,大家有劫后余生之感。他们不少人比我受冲击大,有的真的是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对外交部的人我的感觉相反,过去比较熟的人都不见了,大部分还在干校。留在部内的是被认为“站队站对了”的,还有新上来一批都比较年轻,而且态度相当不可一世。 

尼克松访华整个过程非常机密,我们被调上来的这些“外单位”的人就算外围,不能了解太多情况。我们这些非外交部的人其实都是外事岗位的“老资格”,如今受此歧视,都感觉不平,但也无可奈何。这就是当时的政治气氛。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常常有一种挫折感。从我开始工作一直到“文革”之前,一直都是论资排辈。有些人读书不多,水平不高,就是资格比我老,而我永远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文革”之后强调起用年轻人,那时提拔干部得30岁以下,我这种“文革”前的老人,总好像是留用人员,既不是新上来的人也不是根红苗正。同时,自己阅历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多,而此时不得不去服从那些比我资历、水平差好多的人。明明他说的根本就不对头,或者他根本不懂,还得尊重他的意见。特别是“文革”中荒唐事越来越多,随着是非观念的觉醒,我感到无法继续做驯服工具。

这时候,我原来受母亲的影响、希望远离官场的本性就浮现出来。以前一直是把它作为“革命工作”,此时越来越感到就是“官场”,一级压一级。同时又感到自己劳碌半生一事无成,什么也留不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稍稍可以表达一点自己的意愿时,我就坚决要求调到研究部门,脱离这种迎来送往的活动。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档案资料对研究帮助很大

那时候,我们这些所谓高级翻译、高级外文人才,登记在册不能离开外交部系统。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外交部所属的单位,就是国际问题研究所(现在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时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外交部是最边缘的部门,通常是储存历次政治运动被贬的干部的地方,等“落实政策”再调回本部。我回绝了到驻外使馆的“商调”,主动要求到研究所。  

国际问题研究所有非常好的图书馆,这是得天独厚的,即使在“文革”时候,它都有特权进外国的书,档案资料非常全。我意外地发现整套的美国解密外交档案,如获至宝,在图书馆看了半年,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一文,发表在研究所的刊物《国际问题研究》上。这篇文章完全是从美国的档案里挖掘出来的材料。文章发表时,正好赶上中美关于对台军售的谈判。我的文章正好说明美国一直有把台湾分离出去的设想,而且完全是美国自己档案里头的证据。当时,外交部长黄华主持整个谈判,他看了非常高兴,就推荐《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其实,我并没有受命写这篇文章,但是大家都以为我是配合谈判写的,所以这篇文章就受到很大注意。当时,中美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全世界都关注,所以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都翻译了。后来我到美国去开会,拜访一名国会议员,发现他的桌上都有我的文章。

之后,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交流,我老老实实一直在档案馆和图书馆研究,收获很大,回国时复印了一大批资料回来。就写出第一本书——《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飞机上遇到李慎之先生,正好我们坐在一起,就谈起对现在外交的看法,一路谈得很好。我们都认为当时的外交太僵化。我原来不认识他,这样一位老干部,思想如此解放,谈话如此坦率没有官腔,印象很深。他刚组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下飞机时,他就邀请我到美国所工作,还说“外交部的事情,我去运作。”大概是运作了一年,也没成。后来李慎之提出要我去当副所长。按照人事惯例,外交部不放人就是“耽误我的前途”了,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从此之后,我真正走上了学术的道路,这一年是1985年,我已经55岁了。  

其实,大概从“文革”后期开始,我的思想就开始有变化,可以说是自我启蒙。改革开放以后逐步从枷锁里脱离出来,回归我早期的教育所形成的本色,这是不费什么劲的。我接上了自己的传统之后,就越想越明白。我几次要求调工作或辞职似乎都是在逃离,实际上是在回归自我。我自问不是大胆叛逆之人,只能洁身自好,在有限的可能条件下尽量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正义感比较强烈,对谎言和非正义之事容忍度较小。自己衣食无忧,总不能忘怀民族的前途,不能无视民间疾苦,也是基本教养之一,总是忍不住要发出声音,并非是有什么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

在完全退休之后,讲真话的空间更大一些,所以如果学术上、思想上有一些成果,大部分还是在退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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