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疑问——响应号召写海瑞反而获罪
发布日期:2016-01-31来源:雷颐新浪博客作者:雷颐录入:春雨
蒋星煜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戏曲史专家,同时长于中国历史,著述颇丰。其近著《文坛艺林知见录》不仅使人“广见闻”,也每每引人深思,书中谈到自己的一桩冤案,并提出了自己困惑多年、至今仍未获解答的疑问。细细想想,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沉重的疑问。

(复旦大学蒋星煜教授近日仙逝,贴出十几年前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小文,追悼蒋先生)

雷颐

  蒋星煜先生是著名的中国戏曲史专家,同时长于中国历史,著述颇丰。其近著《文坛艺林知见录》不仅使人“广见闻”,也每每引人深思,书中谈到自己的一桩冤案,并提出了自己困惑多年、至今仍未获解答的疑问。细细想想,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沉重的疑问。

  那是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大家学习明代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自然要积极响应,于是找到对海瑞研究有素、写过历史小说、且常给副刊写稿的蒋先生,要他赶写一篇以海瑞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欣然受命之后,他便紧赶慢赶。小说很快见报,除题目《南包公--海瑞》为报社改定外,余皆一字未改,全文照发,而且前面还有赞扬海瑞精神的“编者按”。后来,他才知道报社总编亲自过问这篇稿子,题目和编者按都由总编拟定。

  1962年,毛泽东又提倡魏征精神,《解放日报》又找蒋约稿,要他写有关魏征的文章。由于此时政治风声更紧,为慎重起见,接受约稿后他先反复研读《毛泽东选集》,发现《矛盾论》中曾举魏征谏劝唐太宗李世民要广开言路时所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两句话,以说明研究问题切忌带主观片面性。蒋先生相信自己“紧紧把握这个主题决不会犯错误”。但究竟写什么具体情节,他“更不敢草率从事,生怕自己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于是再翻阅范文澜先生1941年在延安时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发现此书对李世民经常接受魏征的谏劝而改正错误作了相当高的评价,并指出好田猎是李世民的主要缺点之一。这样,他放心地以魏征谏劝李世民田猎为题材写了《李世民与魏征》,交由报社发表。

  但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反而莫名其妙地被“另眼看待”,影响到正常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仍一直不知道我原先为响应党的号召而写的短文,此时已被人看作是反党的‘大毒草’。”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1966年初春,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已于几个月前发表,“文革”序幕已经拉开,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解放日报》也发表严厉批判海瑞的文章,批判重点是正是蒋氏所写《南包公--海瑞》,并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严批,使他成为“文革”最早被点名批判、最早受迫害者之一,而后长期受到更残酷迫害。这两篇历史小说使他“两罪俱发,从此被推入苦难的深渊。整个‘文革’期间,文化系统的所谓‘批斗会’的批判锋芒几乎次都扫到我和我的那两篇文稿。”

  因此,作者不能不问道:“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没有弄懂其中奥妙。既然是中央负责同志要宣传海瑞精神、魏征精神的,既然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布置我写的,我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出色,何以反而有罪,而且‘罪该万死’呢?”

  这个沉重的问题,当然应由报社,报社的上级,上级的上级……来回答。但同时,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发问,每人都应认真想想何以如此。

  或许,这正是当时政治无序、无规则、“不讲理”的反映。“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必须想方设法给什么,一旦“上面”政策或喜怒有变,反拿“下面”是问,因为这是政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确实“有理无处说”。试想,连仅居“一人之下”的堂堂国家主席在这种形势中以宪法据理力争都无济于事,终被迫害致死,遑论他人!而且,最高层政治家之间的政治分歧和斗争竟然长时间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最基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确非正常。凡此种种,都说明一旦政治失序,不讲最起码的规则、道理,那么从“一人之下”开始的几乎所有人的“生存权”都将受到严重威胁,不获保障。

  另外,明明是“上面”布置的任务,“我”积极响应号召并积极努力出色完成任务不想最后反因此获罪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都应保持独立思想、精神和人格、不盲目“积极响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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