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次辞职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发布日期:2013-11-26来源:博谈网作者:萨沙录入:春雨
民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校长,他一生曾经辞职无数次,其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24次之多。1919年6月15日,这个校长再次宣布辞职,并且发布《不愿再任北 京大学校长的宣言》,里面毫不客气的质问政府道: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民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校长,他一生曾经辞职无数次,其中有明确记载的就有24次之多。1919年6月15日,这个校长再次宣布辞职,并且发布《不愿再任北 京大学校长的宣言》,里面毫不客气的质问政府道: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他们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呵呵,你没有看错,敢于这样气势汹汹质问政府的校长,就是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学领导人,蔡元培!

从儒生到西洋教育家的转变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蔡元培的人生很有意思,他的年轻时代,都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路,转折点是在中年。

蔡家相当富裕,蔡元培的祖父蔡嘉谟是当地著名的商人,他的长子蔡光普(蔡元培的父亲)是钱庄的经理。蔡光普性格善良,待人很好,他有七个孩子,蔡元培排行第四。

蔡元培从小受到很好的传统教育,他6岁进入私塾学习。

11岁时候,蔡元培的父亲不幸去世。好在蔡氏家族很大,有很多人照顾他。他的六叔蔡铭恩负责指导他学习,蔡元培很快就熟读四书五经,并且有很高的造诣。

蔡元培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学习的时候极为专注,可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入定地步。

在他7,8岁的时候,一次,他在楼上读书,家中忽然遭遇火灾,全家惊恐。家人急得大喊,让蔡元培下楼。没想到,他读书读的太专心了,居然没有听到。后来火灾被扑灭,大家才发现蔡元培居然没有跑出来。家人冲入房子的时候,发现蔡元培小朋友还端坐在书桌前,认真的读着书呢。

还有一次,6,7岁的蔡元培跟随保姆一同下楼,由于他年龄小加之楼梯又高,所以必须让人抱着下。保姆先抱他的堂弟下楼,让他坐在楼梯上暂时等一会。

结果这时因有其它事情打岔,年老的保姆一急之下,竟然忘了上楼抱孩子。

蔡元培便端坐楼口数小时,拿着一本书看(其实他当时还不认识几个字),一动不动,也不喊其他的家人。

如此专心,学习又怎么能不好呢!

蔡元培17岁时考取了清朝的秀才,秀才就是封建王朝的小知识分子,可以靠知识养活自己了。

18岁开始,蔡元培开馆收徒教书,同时准备继续进学。蔡元培的学习能力很强,他在1889年21岁的时候考中了举人,24岁的时候通过殿试中进士,并且进入翰林院,自此当上了清王朝的官吏。

可以说,蔡元培通过封建科举制度爬到了中国的顶尖阶层。

据说蔡元培的科场连捷得益于他的奇特文风,当时人称“怪八股”。原来,蔡元培在写作中常用古字并善引僻典,文章隽永古奥,大异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 风,结果反而给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是鸡立鹤群还是鹤立鸡群,能够让考官眼睛一亮也是很不容易的,也给蔡元培带来了很好的结果。

后来很多人研究蔡元培的作风,并且进行模仿。可惜模仿的人多了,这种文风也就不稀奇了,模仿者都没有获得什么好的成绩。

在清朝,进入翰林院也就意味着很快会当官,仕途非常辉煌。

可以说,蔡元培通过旧时的学习,获得了当时读书人可以达到的顶峰,实属不易。

当时的蔡元培极为保守,这主要来自于他所学的儒家传统文化。

这点从他的第一次婚姻就可以看出来。

1889年,21岁的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这次婚姻完全是父母家庭包办的,结婚之前蔡元培没有跟王昭见过面。这段婚姻两人相处的并不好,究其根本也没有大的矛盾,主要就是性格不合。

妻子王昭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很善于持家过日子,平时非常节俭。而蔡元培从小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对于这点,王昭非常不满,她认为丈夫乱花钱,根本不是过日子的态度。

夫妻双方经常为此发生矛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昭说的没错。当时两人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开支不小。蔡元培家也开始衰败,不能指望家族生意,只能靠他们自己。

这种情况下,显然蔡元培应该听从妻子的建议。不过当时蔡元培是传统知识分子,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早已深入他的头脑。他认为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绝对不能和丈夫顶嘴。

除此以外,两人生活习惯也有不同。蔡元培比较大大咧咧,有时候出去应酬回来,外衣都不脱就往床上一倒。而王昭有洁癖,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凡坐席、食器、衣巾等都禁止别人触摸。每次睡觉前必须要求先脱去外衣,然后脱去衣裙之类,再用毛巾擦拭头发等等。

由此两人经常吵架。如果当时能够离婚的话,说不定两人也就离婚了。

家庭有问题的同时,国家也出了更大的问题。

甲午战争很快爆发,腐败的清王朝不是日本的对手。当时的蔡元培和所有的翰林学士一样,对日本的迅速崛起大为吃惊。在了解日本的维新以后,蔡元培对欧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对君主立宪制改革相当支持。

没想到的是,百日维新很快失败,清廷还诛杀了蔡元培最崇拜的谭嗣同。

这个事件之前,蔡元培跟大部分传统知识分子一样,都绝对忠于清政府,只是要求清政府主动进行改革。

可惜,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主动放弃权力的统治者(除了台湾的国民党领袖蒋经国)。期望统治者主动放弃权力来进行所谓的改良,这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而已。

什么叫做变法,什么叫做改革?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变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当权者手中夺取权力,让给其他力量或者民众。

中国最成功的第一次变法,商鞅变法的本质,在于消灭控制秦国的世袭贵族阶层(之前都是奴隶主),让权给新兴的势力大地主和军人阶层。变法虽然在新兴势力的强力推动下最终成功,但变法的领导者商鞅最终还是被车裂处死。

而之后中国的改革就鲜有成功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控制国家的既得利益派的力量太强大,而他们的愚民政策又太成功。一盘散沙,又懦弱的中国民众只能在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被迫被一个所谓的救世主领导,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建立一个又一个和前者一模一样,甚至更坏的新王朝。

实际上,老百姓的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换了个主子而已。

这个也就是所谓中国历史的轮回,这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制度所决定的。如果文化和制度不改变,这个轮回就不可能变化,老百姓始终还是要供奉一个又一个的主子。

谭嗣同死后,聪明的蔡元培对清政府已经完全失望。

蔡认为清王朝已经无可救药,恶疾入骨髓,灭亡只是时间问题。蔡元培在第二年,果断离开翰林院南下,放弃了光辉的未来仕途。

他回到绍兴老家,担任了绍兴中西学堂的校长,开始鼓吹新式教育。

此时蔡元培已经有了一定的女权意识,他认为之前凡事都要求妻子王昭服从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为此,他亲自向妻子道歉,并且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夫妻关系大为好转。

可惜,短短几年后的1900年,王昭因为重病不幸去世,结束了他们十几年的婚姻。

1901年7月蔡元培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当时丧妻的中国男人,只要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中又有孩子的,一般都会续娶。

这是因为当年中国男人在家一般不做家务,也不带孩子,所以如果没有女人,就算有些佣人什么的,家里肯定会是一团乱。

朋友们都劝蔡元培尽快再娶一个,蔡也感到需要再次结婚,毕竟他才33岁,还有30,40年要活。

当时的蔡元培已经颇有名气,介绍人大量的涌上门来,连门槛都要被踩破了。

蔡元培不堪骚扰,于是在门口贴出了一个娶妻标准。这个标准一共包括五点: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这五点将说媒的人几乎全部赶走。

首先第一点不缠足就去掉一大半人。清末大家闺秀基本人人缠足,甚至连鲁迅的母亲这种富农家庭女孩也是如此,不缠足的多是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她们显然不敢跟蔡元培结婚。

第二识字又去掉一大半人。现在是女子无德便有财,清末却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就算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女孩很少有识字的。就比如鲁迅的原配老婆,就不识字,李大钊的原配夫人,也不识字。

至于男子不娶妾,这就罢了,是蔡元培自己的事情。而丈夫死后可以改嫁这点,一般中国妇女绝对无法接受,就算他们敢做,往往也被社会唾骂。这样剩下的很少一部分女性也就基本不存在了。

最后的离婚,在清末简直就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除了少数城市摩登女性,一般女性离婚等于死亡,多半会回到娘家饱受冷淡、讥笑,甚至虐待之苦,不少人因此自尽的。

所以说,这五条一出,媒人瞬间都不上门了,蔡元培也就无人可以介绍了。

哪知道,东边不亮西边亮,媒人不敢介绍,蔡元培自己却遇到了第二任妻子黄仲玉。黄仲玉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出自开放的书香门第。黄不但从小没有裹脚,而且识字,还擅长工笔画,两人在别人撮合下很快结婚!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不再是传统的中国式婚礼,而是中西合璧,这也体现蔡元培思想的转变。蔡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婚后不久蔡元培去日本游历。

目睹日本在新式教育以后,全国的强盛以及锐意进取的势头,蔡元培大感震惊,更深深感到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恐惧感。

此时蔡元培认为中日最大的差点就是在教育上,更深感清政府愚民政策的毒害之大。蔡认为,教育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如果教育没有搞好,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

他回国后开始明确反清,目的是建立新式教育,挽救中华民族。

1904年,蔡元培与陶成章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密谋武装起义反清。

次年蔡元培加入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

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蔡更是剪掉辫子、脱下长袍,与年轻学生一起搞起了军事训练,甚至传授给学生们暗杀的理论知识。

蔡先生曾回忆说:自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

1907年5月,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再次学习了4年之久。

蔡元培的此次留德是自费的,所以相当艰苦。当时他已经39岁了,还需要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每月可获银30两;他还担任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 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的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每月可得酬100马克;而他当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教科书及学术专著所得到的每月100元收入,则全部用 来维持国内妻子儿女的生活。

蔡元培在德国的学习生活就是这样紧张而忙碌,难得有片刻的空闲。

这段学习对蔡元培的一生非常关键,他从一个只读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彻底转变为一个通晓西方教育的大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应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来电催促,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辛亥革命后,43岁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

在德国的时候,蔡元培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只等到一个机会实施。

此时蔡元培的主张飞出传统儒家教育,实行新式教育改革,改革的模版就是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蔡元培向当局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传统教育,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全面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可以说,当时蔡元培是雄心勃勃的,他带来了一整套改革计划,遗憾的是,他根本没有施展拳脚的机会。

当时国家统治者袁世凯认为蔡元培这一套,对他的统治不利,根本不予理睬。

很快袁世凯篡权,开始试图当皇帝。

蔡元培的希望破灭了,又惊又怒,断然宣布辞职。

当时袁世凯为了笼络人心亲自挽留他,还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则代表国民党阁员彬彬有礼的答道:元培也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袁世凯见其去意已决,只好勉强同意。

在1913年,蔡元培再次去欧洲德国法国考察,特别注意教育,哲学和美学方面的研究考察。

实事求是的说,当时欧洲教育最高水平就是德国和法国,尤其是德国人,他们教育水平非常高。德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后才宣布建国,短短30年就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开始和英法正面对抗。

蔡元培对法军开放民主的教育也非常欣赏,他一度认为必须照搬法国的教育模式。

1915年,蔡元培同李石曾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周恩来,邓小平都是这个运动的受益者。

改组北大,实现梦想

1916年袁世凯病死,称帝闹剧结束,蔡元培接受北洋政府的邀请回国。第二年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当时他49岁,年近半百,岁数已经不小了!

北京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随后改名为京师大学堂。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

从清末开始,北京大学的名气就极大。

清末下令废除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同时建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唯一官方最高学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机构。

而当时全国各方优秀学生转而投身京师大学堂,因此不少学者皆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中国太学的正统继承者。

这样一来,北京大学的名气自然极大了!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由著名文人严复出任校长。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中国北方最著名学府,却是藏污纳垢,乌烟瘴气的地方。

传承清王朝教育腐败的恶果,北大教育水平差,老师学生大多是不三不四的人。

很多老师是开后门进来的,也就为拿一份国家给的薪水,自己教育水平很低。

这些人上课时候先发给学生一些印好的材料,然后照着读一遍就下课,所以学生们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

至于当时北大的校风也很差,师生的素质都很差。

每当放学以后,都有大量学校老师乘车直接杀向八大胡同(妓院街)。很多老师学生在妓院里面喝酒闹事,经常大打出手,这些都成为每一个北平人都知道的新闻。当时妓女们都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两院,“一堂”指北大,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

平时老师们多以考试敲诈学生,要钱要物,甚至要求学生请他们喝酒嫖娼,不然就不给学生及格,所作所为形同流氓。

而几乎所有的北大学生,上学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混个文凭然后当官。

所以他们学习不行,却非常会搞关系,大量学生结拜义兄。这些人在学校时候就编织关系网,毕业做官以后的吃喝嫖赌,行贿受贿也就自然不稀奇了。

当时的北大因为这些现象名声极臭,无人敢管,先后换了5个校长。

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都劝他不要去。

而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却劝他去,希望蔡元培把民主思想带到北洋军阀控制的北方,作为一点星星之火。

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蔡元培赞同孙中山的观点,他毅然前往北大上任。

当时蔡元培正好赶上一个好时机,袁世凯政府刚刚垮台,皖系军阀上台以后还没有入门,一时间暂时没有精力兼顾教育界。

蔡元培一上任,就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改变了北大领导体制和学科、学制设置,创办科研机构,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囊括大典,网罗众 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大量引进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众家。北大很快即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他还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自由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

所谓自由精神,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不论什么学派,只要学有专长,自成一说,即任其存在发展,“同流并进”。

所谓平等精神,是指学术平等、男女平等、师生员工平等。

所谓民主精神,一指管理民主,认为大学不是衙门,大学校长不是官,要进行民主治校;二指教育民主,认为教育应该对作为民主国家主体的民众开放,人人享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

所谓科学精神,是指教学研究要以“求真理”为基本要旨,要有批判意识和独立意识,不可盲从迷信。“研究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蔡元培认为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学生的求学观念和老师的教育观念。他读过四书五经,知道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求学就是为了做官,做官以后好贪污腐败,名利双收。而民国初年,大部分学生读书的目的,也就是为了做官。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上任时候就告知学生们,必须抱定求学的宗旨。

蔡明确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他又对老师们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他要求学生们具有高尚的品德,在大学期间要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做一个对国家,社会,家庭都有益的人,不能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膜拜者和奴隶。

其次,蔡元培认为学校水平如何,绝大部分取决于老师的水平。当时北大老师水平很低,很多都是裙带关系进来的无能之辈。蔡元培认为必须改革,大量引进人才。至于引进什么人才,当时北大高层有过讨论。

有些人说还是稳重点,找一些学术水平一般,但是没有政治倾向的人物。

有些人说,干脆找一些学术水平很高,但是比较激进,别的学校都不敢要的老师。

蔡元培最终拍板:北大一切以学术为主,政治倾向没有关系,不影响教学。

蔡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能力第一的原则,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全部应加以聘任。

于是,诸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辜鸿铭等激进人物纷纷加入北大。

而梁漱溟进入北大,更能体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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