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玄武之变
发布日期:2017-09-15作者:十方绿色游学团队录入:春雨

(27)玄武之变

对于“玄武门之变”,很多人都认为唐太宗是为了夺权而残杀兄弟,那么,历史真相是什么样的呢?

辞让太子

大业十三年(617年),太宗谋略,李渊起兵。李渊曾对太宗说:“事业成功,天下都是你所带来,该立你为皇太子。”太宗拜谢推辞。

高祖登基,仍想立太宗为太子。太宗坚辞不受:“长幼有序,国家立长,古今不易之理。有兄在上,世民岂敢!还让兄长立东宫。”高祖遂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太宗爵封至无可再封,高祖创史无前例“天策上将”职授予,位在诸王之上,总揽戎机。

“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资治通鉴》)“时世民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建成密知之,乃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元吉建成

元吉其人,貌丑性残。出生时,母亲太穆皇后嫌恶其貌,不养他,侍媪陈善意私自乳养,元吉免于夭折。长大成人,元吉为人凶残,骄奢淫逸。常以奴仆、诸妾、兵卒披甲交战为娱,相互击刺,死伤人众。后来元吉被刺伤,陈善意制止他,元吉发怒,命壮士将救命恩人拉死。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进逼并州。“元吉大惧,绐其司马刘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因夜出兵,携其妻妾弃军奔还京师,并州遂陷。”(《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建成其人,功无可称,惰慢多疑,贪恋酒色。“王珪、魏徵谓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建成、元吉贿赂高祖妃子,并与一些宠妃私通。太宗平定东都,有妃子向太宗索取隋宫珍宝,还为她们亲戚谋官职,都被拒绝。太宗表示,“宝物皆已造册、上奏,官职应授予贤能有功之人。”宠妃们对太宗深为怨恨,常在高祖面前说太子、元吉好话,抨击太宗。

妒火凶欲

建成和元吉妒火难耐,千方百计欲除太宗。

一设暗杀。一次,太宗随高祖前往元吉府第,元吉令护军宇文宝埋伏室内,伺机行刺秦王。建成耽心父皇同来,难以成功,制止了元吉。

二募私兵。庆州都督杨文干被建成收买,私下募集勇士。建成指使郎将尔失焕和校尉桥公山助杨文干起兵。两人害怕,告发太子谋反。高祖大怒,想把建成降为蜀王。元吉与妃嫔求情,建成仍回京城。

三施鸠毒。一夜,建成为太宗设下丰宴,备好鸩酒。太宗喝了几盅,突感心痛,竟“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把他扶回西宫,大难不死。

四阻避让。太宗吐血时,高祖想让太宗远避洛阳:“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王之。”建成和元吉密议:“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高祖转变主意。太宗被逼无奈,终未成行。

五予烈马。高祖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命三个儿子角逐胜负。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喜欢尥蹶子,建成交给太宗:“二弟善于骑马,骑它一试。”太宗追逐野鹿,胡马忽然尥起后蹶,太宗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站稳;胡马站起,太宗再次骑到马上,连续三次。太宗说:“他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害我,但人之生死有命,就凭他们能够伤害到我吗?”

六唆嫔妃。建成教唆嫔妃诬陷:“秦王自称:上天授命于我,正要让我做天下主宰。”高祖大怒,当建成、元吉面责备太宗:“你谋求帝位之心这般急切?!”太宗摘去王冠,伏地叩头,请将自己交付执法官府查证。适逢奏报突厥来侵,高祖转与太宗商议对付办法。

七谋劫持。高祖到太和宫避暑,太宗、元吉陪同。元吉对建成说:“等我到了太和宫,就派精悍将士抓住他。把他关进地窖,只开一个洞口递送食物。”

八夺兵将。突厥军队进驻黄河南岸,围攻乌城。建成荐元吉代太宗率部北伐,命秦王府猛将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归元吉统领,挑选秦王府精兵强将充实齐王府。秦王府智谋才略者房玄龄与杜如晦,被建成与元吉诬陷斥逐。

武将尉迟恭最为骁勇,建成送去一车金银不受。元吉指使行刺,刺客不敢。元吉向高祖诬陷,准备杀掉尉迟恭,太宗以性命保得幸免。元吉用金银丝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不肯从。元吉诬陷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高祖将他外放康州刺史。秦王府属官人人恐惧。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商量:“仇怨已经形成,一旦祸发,秦王府不可收拾,社稷存亡都成问题。劝说秦王采取周公平定管叔、蔡叔相似行动,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枢机,形势危急,就在此刻!”

九欲翦除。元吉请求高祖除掉太宗,高祖说:“秦王立有平定天下之功勋,罪行还没有暴露,要是杀他,凭什么理由?”元吉说:“秦王经常违抗诏令。刚刚平定洛阳时,骄横傲慢踌躇滿志,不愿赶紧回京,分赏财物,树立个人恩德。违背抗拒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叛逆?只管赶快杀掉,不愁理由!”高祖没有应声。

十置死地。建成对元吉说:“已夺秦王精锐部队,你统几万兵众,我和秦王到昆明池,为你饯行,命令勇士把他折杀在帷幕后边,就说是暴病死去,估计父皇不会不信。”

篡位在即,建成对元吉说,“我再派人劝说父皇,要他把朝政交给我。登位以后,立你为皇太弟。尉迟敬德等人已经落到你手中,到时活埋。”元吉自有更深盘算,“只要除掉秦王,夺取太子之位易如反掌。”

率更丞王晊听到这个阴谋,密报太宗,使太宗免遭毒手。

玄武除孽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丁巳日(626年6月29日),太白金星白日现于正南方午位;六月初三己未日(626年7月1日),太白金星再次白日现于正南方午位。古人知道这是“皇权变更”征兆。傅奕密奏高祖:“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将密奏给太宗看。太宗报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敌人报仇。臣今枉死,魂归地下,耻见诸贼!”高祖妃子张婕妤窃知太宗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建成、元吉一早就派四五百兵士埋伏于玄武门。太宗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恭带一支精兵随行。太宗一行人来到,元吉先张弓搭箭射向太宗,未中。建成、元吉两人朝太宗射了三箭,太宗早有防备,身穿铠甲而来,未被射伤。混乱中,秦琼还射一箭,建成毙命。元吉见状想逃,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之“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激战平定后,宰相萧瑀等对高祖说:“建成、元吉无甚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已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当把国事交给秦王。”高祖说:“这正是我素来心愿。”太宗伏在高祖胸前,大哭良久。

秦琼

大义灭亲

李建成、李元吉不容太宗,连避让洛阳、永不与争都不允,欲置死地而后快。

太宗犹豫不决,众府僚意见一致:“齐王不甘太子之下,谋乱还未成功,已有除掉太子之心。齐王贪得无厌,心狠手毒,没有做不出之事。如此二人得志,恐天下不再属唐!”

其时,情势危急,社稷堪忧:

* 太宗若亡,元吉必杀建成而自立。
* 元吉小人,无德无能,且嫉贤妒能,国政必乱。
* 诸侯征战方息,国土凋敝,民生艰难,外族虎视。
* 适逢突厥数万骑兵驻黄河以南,包围乌城,若朝中无人,唐朝危在旦夕。
* 天下烽烟再起,万民涂炭。
* 武能定国,开创盛世天朝,舍太宗其谁?

众劝太宗:“大王,虞舜是什么样人?”太宗:“智慧深邃,才华横溢,温和谦恭,公正诚实,当儿子孝顺,做君主圣明。”众人:“假如舜帝疏通水井时没有躲过父亲与弟弟填土之毒手,便化为井中泥土;假如他涂饰粮仓时没有逃过父亲和弟弟放火之毒手,便化为粮仓上灰烬,怎能成为圣君,让自己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舜帝遭父亲小棒笞打便忍受,而遭大棍笞打便逃走,是因为舜帝心里所想皆是大事啊!”

若太宗果真想夺位,何时不触手可及?时值生命攸关,太宗仍叹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倘有他路,绝不择此。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经一再忍让,至此忍无可忍之境地,太宗决定随天意而动,威严出手,不束手待毙。此为大义。

史书记载

“皇太子建成,地居嫡长,属当储贰,处以少阳,冀克负荷。遂昵近群小,听受邪谋,蔑弃君亲,离阻骨肉,密图悖逆,潜为枭獍。司徒齐王元吉,寄深盘石,任惟翰屏,宠树既厚,职位非轻。背违天经,协同元恶,助成隐慝,递相驱扇,丑心逆迹,一旦尽彰。惟彼二凶,罪穷数稔,祸不旋踵,用取屠戮。”(《全唐文》第一部卷一,高祖《诛建成元吉大赦诏》)

“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旧唐书‧太宗本纪》)

“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旧唐书‧太宗本纪‧赞》)

“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世民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赞》)

“古公舍长泰伯,立季历为太子;文王舍长伯邑考,立武王为太子。非邪?若以贤也,大贤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虽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当有天下。高祖惑于内不察也,老耄荒悖,可胜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谋害太宗之事,以见太宗之计出于亡聊,实与天下诛之,比周公诛管、蔡之义,甚直不愧也。”(《邵氏闻见录》,宋邵伯温著)

创世主既安排大唐盛世为五千年中华文化之顶峰,自有安世镇邪灭乱之巨力以成。

房玄龄

直书其事”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世民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太宗见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

“玄武门其事”本是一桩彪炳千秋的大好事。“安社稷,利万民”,太宗之言,义薄云天,掷地有声;史官执笔,堂堂正正,何烦有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