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抗日救国
发布日期:2017-10-10作者:十方绿色游学团队录入:春雨

(58)抗日救国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日宣言

自从元、清两朝胡人入主中原后,日本朝野出现“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之说,认为日本才是真正中华文化的继承人,自称中国,而视华夏为蛮夷,称华人为“清国奴”、“支那人”等等。

蒋介石很早就已洞悉日本侵华的野心,知道中日之战不可避免。

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就是最根本最强大的国力。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人背离了中国的五千年神传文化,中国人道德堕落,民族精神几近消亡,国家处于亡国的边缘。在日本进攻中国前,中国在历史“成、住、坏”的循环中已经走到了危险边缘。

蒋介石指出:“我们中国立国五千年来,无论那一个国家来侵略我们,总是被我们同化、消灭,这是什么道理呢?完全是由于我们中国民族哲学文化的高深伟大,超过了一切侵略我们的民族的原故。但是我们民族现在的确到了极危险的时候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一般国民,皆麻木不仁,自私自利,以致人欲横流,所谓固有的国民性,立国的精神,丧失殆尽,加以现在科学发达,帝国主义者,用科学方法,来灭别人的国家,那国家就不能够幸存。这都是民族灭亡的最大危机!”

蒋介石阐明,中国失败是教育不行,不能继续自己的固有高尚的道德文化和伟大的智慧,教育的要旨要讲道德。

1929年蒋介石在南京。时年42岁。

忍辱负重

从清末开始,日本已经准备入主中原,“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蒋介石对日本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日本“在九一八以前,即在第一次日俄战争以后,就做占领东北的准备工夫,所以他实在早已用了三十年的工夫了”

济南五三惨案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率军第二次北伐途经济南时,日本果然制造了血腥的“济南五三惨案”,虐杀我外交官蔡公时及平民近四千人,欲阻挡北伐。蒋公洞穿日寇心机,考虑中日军事实力、国家战乱、经济布局、百废待兴之实际情况,开战时机远未成熟,遂严令部队避免冲突,绕道继续北伐。他在当天日记中写:“身受之耻,以今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五月十日,蒋公在日记之首写下“雪耻”二字。从此蒋公每天的日记开篇都要写“雪耻”二字。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最后一篇日记,四十四年如一日。

此时中国内乱加剧,中原大战刚结束,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只有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几个省,中央军也只有六十万人。中西部、西北、华北和东北各省均有军阀控制,不理会中央的命令。蒋介石于此果断提出“安内攘外”的国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9月22日,南京市国民党员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蒋发表演说,声称“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蒋介石时年44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事端,导致日军公开入侵东三省,张学良违抗中央命令不战而退。为保全国家长治久安,蒋公忍受内羞外辱,甚至立下遗嘱,可见当时情形之艰难,他内心之煎熬。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在汪精卫等人压力下,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此为蒋公第二次离职。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在上海起事,海军陆战队入侵闸北。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以平民之身,通电全国拥护抗日:“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辞职短短一个月,林森、孙科主持的国府方寸大乱、陷入危机。无奈何,孙科、汪精卫恳请蒋介石回南京主政。蒋介石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日本扶植建立傀儡“满洲国”,鲸吞中国百分之十三国土,将东四省变为殖民地。

三月八日,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领导民族救亡大业。此时距蒋介石第二次离职不足三个月。为防止苏联承认满州国,蒋公决议于十二月恢复已中断五年的中苏邦交。

1934年,蒋介石于江西前线指挥剿共战事时留影。时年47岁。

加快备战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利用日本和中华民国短暂的和平间隙,进行了安内。

蒋介石尽量避免过早与日军开战,使中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十年”,得以让经济复苏,军政日昇,为今后浴血奋战、最终战胜日本打下了绝佳基础。自北伐至抗日的“黄金十年”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展。蒋公在《中国之命运》中说:“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即便如此,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工业总量是中国的四倍半(六十亿美元对十四亿美元),钢铁总产量是中国的一百四十五倍(五百八十万吨对四万吨),煤总产量是四倍(五零七零万吨对一二六零万吨),石油产量是一百三十倍(一百六十九万吨对一点三一万吨),铜产量是一百二十五倍(八点七万吨对零点零七万吨)。日军还有能力每年生产飞机一千五百八十架,重炮七百四十四门,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并有四十七万吨的造船能力和六万吨的造舰能力,中国则没有生产重武器的能力。按当时美国军事专家的估计,日本甲种师团的火力是相同数量中央军的三到四倍左右,是地方军阀杂牌部队至少六倍以上。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公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宣布:“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的目标是推迟战争爆发,争取时间,准备最后关头的到来。

1936年7月27日,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在南京合影。龙云后来投向中共,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6月27日死于北京。

稳固后方

蒋介石利用中共红军长征的机会,完全收复了由军阀或者中共控制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八个省,收编地方军阀部队超过七十万。

中央政府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蒋介石还告诉当地军阀:“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蒋纬国口述自传》)

“直到去年,国军才以最大的努力,把江西的匪巢根本摧毁,赤匪一路溃窜由湘入黔,由黔入滇,最后入川,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的根据地。

当时政府的决策,也就是无论情势如何危急,无论敌人如何阻挠、压迫,只好忍辱负重,必须完成川滇黔(云贵川)的统一,然后我们政府和国民,才有御侮复兴的根据,国家民族的生存,才有最后的保障。”(蒋介石,《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一九三六)

1930年中原大战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蒋介石时年43岁,张学良时年29岁。

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议剿共。此时,张学良、杨虎城等却私下里与中共勾通,商讨如何逆转蒋介石的剿匪计划,打算投靠苏联,联合中共在西北割据。此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放弃西北剿共。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点半,张学良发动西安兵变,绑架蒋介石,震动中外。事后,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叛军被迫释放蒋介石。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蒋介石伉俪由张学良陪同登机离开西安。次日回南京。委员长英雄凯旋,南京民众欣喜若狂,爆竹震天,全国上下万众欢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擒,囚禁在华清池五间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民众抬着蒋介石的画像游行庆祝。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自己负荆请罪,由西安飞往南京途中写告别信,文中表示宁可自尽,而能让别人的事情成功。张学良劫持领袖,兵变逼宫,实属死罪。但他负荆请罪,自首归案,对局势已无大碍。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时的功劳,使蒋介石怀有恻隐之心,赦他不死。蒋介石厚待张学良,并吩咐张学良多读书。张学良日后悼蒋所书,两人“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的证道词中说:“事变既平,叛首自知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为惶恐。然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一九三七)

“七七事变”中的日军通过卢沟桥

制胜战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件,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出动十万大军,飞机、坦克,大规模进犯华北,欲实现“三月亡华”。北平、天津不日相继沦陷。

“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蒋介石)

1937年10月11日,全面抗战伊始蒋介石与宋美龄接受西方记者采访。

1937年蒋介石在国立武汉大学阅兵。

变“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做了详细的地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只要基地后门是开着的,我们就有机会,所以我们会花那么大的劲开发西南公路、滇缅公路和雷多公路。如果父亲不是熟读中国的古战史,恐怕也不容易体会中国的地理。”(《蒋纬国口述自传》)

“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蒋纬国口述自传》)

以“空”换“时”:八月十三日,上海爆发了“淞沪战役”,国军两面受敌。蒋介石将计就计,决定扩大上海战事,引日军主力南下,使日军的主力“(由)从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这样子以空间来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蒋纬国,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